基于临床特征与实验室指标的老年透析患者动静脉内瘘失败预测模型构建与验证

《BMC Nephrology》:Construc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a prediction model for arteriovenous fistula failure in elderly dialysis patients based on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laboratory indexes

【字体: 时间:2025年11月25日 来源:BMC Nephrology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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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针对老年透析患者动静脉内瘘(AVF)失败率高的问题,通过整合年龄、糖尿病史、IL-6和CRP四项指标,构建了具有强区分度(AUROC=0.889)和良好校准性的预测模型。该模型为临床早期识别高风险患者、优化个体化干预策略提供了可靠工具,对提升老年透析患者血管通路管理精度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慢性肾脏病(CKD)已成为严峻的公共卫生挑战。当疾病进展至终末期肾病(ESKD),患者必须依赖肾脏替代治疗维持生命,其中血液透析(HD)是最主要的治疗方式。而血液透析的长期成功,关键取决于血管通路的可靠性。在众多血管通路选项中,自体动静脉内瘘(AVF)因其感染风险低、长期通畅率高等优势,被国际指南推荐为首选方案。然而,现实情况并不乐观——AVF的早期失败率高达30%-50%,尤其在血管条件差、合并症多的老年透析患者中,这一问题尤为突出。
老年透析患者往往伴有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复杂情况,其血管壁弹性差、钙化程度高,这些因素共同导致AVF术后难以成熟或易形成血栓。频繁的手术干预、反复住院不仅加重了医疗负担,更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存质量。尽管外科技术不断进步,但针对老年群体的个性化管理策略仍显不足。以往研究多聚焦于单一因素,如血管直径、血流动力学参数等,缺乏综合临床特征与实验室指标的整合分析。此外,传统风险评估工具难以精准捕捉老年人群特有的风险特征,如衰弱、多重用药等。现有预测模型也常因样本量小、未经验证而临床适用性有限。
在此背景下,发表于《BMC Nephrology》的一项研究致力于解决这一临床难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旨在构建并验证一个针对老年透析患者AVF失败的预测模型。研究纳入了2022年6月至2024年6月期间230例年龄≥60岁的患者,按时间划分为建模队列(153例)和验证队列(77例)。所有预测指标均在术前7天内测量,包括人口学特征、合并症及实验室指标。通过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最终确定了四个独立预测因子:年龄(每增加一岁)、糖尿病史、白细胞介素-6(IL-6)和C反应蛋白(CRP)水平。模型方程为:logit(p) = -0.842 + 0.056×年龄 + 0.503×糖尿病(是为1,否为0)+ 0.033×IL-6 + 0.125×CRP。
在技术方法上,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设计,以时间划分建模与验证队列。通过单因素分析筛选潜在预测变量,再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与逐步回归法确定最终模型。采用Bootstrap重抽样(B=200)进行内部验证,并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AUROC)、校准曲线、Hosmer-Lemeshow检验、Brier评分及决策曲线分析(DCA)全面评估模型性能。
多因素分析及独立预测因子
研究通过单因素分析发现,与AVF未失败组相比,失败组患者年龄更大、糖尿病患病率更高,且IL-6、CRP水平显著升高。多因素分析最终确认年龄(OR=1.058)、糖尿病(OR=1.654)、IL-6(OR=1.034)和CRP(OR=1.133)为AVF失败的独立危险因素。
区分度、校准度及整体准确度
模型在建模队列中的AUROC为0.889(95%CI 0.816-0.962),验证队列中为0.835(95%CI 0.744-0.926),表明模型具有强区分能力。Bootstrap内部验证得到的乐观校正C统计量为0.872。校准斜率0.93、截距-0.02,Hosmer-Lemeshow χ2=6.78(P=0.276),Brier评分0.13,提示预测风险与实际风险高度一致,整体准确度良好。
临床效用
决策曲线分析显示,在10%-30%的风险阈值范围内,该模型相比“全部干预”或“全不干预”策略具有明显的净获益,支持其在术前风险分层和监测计划制定中的潜在应用价值。
本研究构建的预测模型首次将炎症标志物IL-6与CRP纳入老年AVF失败风险评估体系,弥补了传统模型对炎症通路关注的不足。系统性炎症可能通过促进内膜增生、血栓形成等机制影响AVF成熟,而糖尿病和高龄则进一步加剧血管内皮功能紊乱。模型不仅具有优秀的区分能力,还通过nomogram和计算表形式转化为便捷的临床工具,使医生能快速识别高危患者并采取针对性措施,如加强术后超声监测、调整抗血小板方案或选择更优手术部位。
然而,该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作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可能存在选择偏倚,且样本量相对有限。未纳入衰弱指数、详细血管超声参数或用药史等潜在影响因素。此外,IL-6和CRP易受合并疾病干扰,未来可通过连续监测或引入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附加标志物进一步提升预测精度。模型的普适性仍需多中心前瞻性研究验证。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为老年透析患者AVF失败的风险管理提供了重要工具。通过整合临床特征与实验室指标,模型实现了从“经验性判断”向“量化预测”的转变,为推进老年透析患者的精准医疗实践奠定了坚实基础。未来随着更多外部数据的验证与优化,该模型有望成为临床决策的有效辅助工具,最终改善这一脆弱群体的长期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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