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3000余名母亲对儿童发热的态度与实践：一项大规模调查的启示

《BMC Pediatrics》：Maternal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toward childhood fever: insights from a large-scale survey of over 3,000 mothers

为解决儿童发热管理中家长普遍存在的“发热恐惧症”及不当处理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关于母亲对儿童发热知识、态度和实践(KAP)的大规模横断面调查。结果显示母亲焦虑水平高(7.7/10)，73.1%最担心热性惊厥，39%过早/过频使用退热药。该研究为制定针对性家长教育策略提供了基线数据。

　　

发热是儿童时期最常见的症状之一，也是引发家长焦虑的常见原因。尽管医学不断进步，但关于发热的误解和不恰当的管理策略仍然广泛存在。许多家长将发热视为需要立即消除的威胁，而非机体对抗感染的生理性防御机制。这种被称为“发热恐惧症”(fever phobia)的现象，自1980年Schmitt首次提出以来，在全球多项研究中被反复证实。家长对发热的过度担忧可能导致一系列不当处理，如过早或过频使用退热药、采用酒精擦浴等潜在有害的物理降温方法，甚至不必要的急诊就医，这不仅增加了医疗系统的负担，也可能给孩子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在土耳其，关于母亲对儿童发热的认知和实践的系统性数据相对缺乏。为了深入了解这一问题，并为制定针对性的家长教育策略提供依据，来自土耳其埃斯基谢希尔奥泽尔古尔生活医院和安卡拉健康科学大学 Gulhane 培训与研究医院的 Mehmet Cengiz 和 Bahar Oztelcan Gunduz 医生合作，在《BMC Pediatrics》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他们旨在通过一项大规模调查，描绘出土耳其母亲群体在儿童发热管理方面的知识、态度和实践现状，并识别出需要重点干预的领域。

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通过社交媒体的滚雪球抽样方法进行在线问卷调查。他们在固定的招募时间窗口内共收集到3,170份回复，其中3,133份为完整有效问卷，最终纳入分析。问卷内容涵盖了体温计使用、发热定义、信息来源、退热实践以及发热相关担忧等多个方面。数据分析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报告了分类变量的频数（百分比）和连续变量的均值±标准差。

结果

参与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参与研究的母亲平均年龄为33.4±6.0岁，首次生育的平均年龄为27.6±6.7岁。在子女数量方面，52.6%的母亲有一个孩子，36.6%有两个孩子，8.6%有三个孩子，2.2%有四个或更多孩子。大多数（88.2%）参与者的孩子没有已知的慢性疾病。母亲的教育水平较高，66.6%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近半数（49.9%）母亲为家庭主妇。家庭收入方面，57.4%的家庭月收入超过10,000土耳其里拉。

发热测量实践与定义

在体温测量工具方面，数字体温计是最主流的选择（83.1%）。值得注意的是，有13%的母亲报告使用水银体温计，研究者认为这可能反映了家庭中遗留的旧式设备或是对酒精式玻璃体温计的误报。最常用的测温部位是前额、颈部或太阳穴等体表位置（49.9%），其次是腋下（33.6%）和耳部（15.9%），直肠（0.3%）和口腔（0.2%）测量极为罕见。关于发热的界定温度，42.7%的母亲认为≥38°C为发热，29.5%认为是≥37.5°C，17.8%认为是≥38.5°C，6.5%则认为是≥37°C。

发热管理实践与担忧

孩子发热时，母亲最常采取的初始措施包括减少衣物（63.2%）、服用退热糖浆（21.1%）和温水浴（14.7%）。也有部分母亲报告使用醋或酒精擦拭身体、冷水浴等未被科学验证甚至可能有害的方法。在发热的并发症中，热性惊厥（febrile seizures）是母亲最恐惧的（73.1%），其次是担心脑损伤（12.0%）和认为发热意味着严重疾病（7.7%）。绝大多数母亲（97.1%）正确认识到抗生素不能用于退热，但仍有2.9%存在误解。

退热药使用模式

对乙酰氨基酚（paracetamol）是最常用的退热药（87.8%），其次是布洛芬（ibuprofen）（33.6%）。在给药间隔上，57.3%的母亲每6小时给药一次，但令人担忧的是，39.0%的母亲间隔时间更短，为每4小时或更短，甚至有少数母亲报告每1-3小时给药一次。给药途径几乎均为口服（98.8%）。当孩子发热时，母亲测量体温的频率很高，每15分钟（41.0%）或每30分钟（40.6%）一次者占绝大多数。在确定药量时，83.3%的母亲依据药品说明书的测量标准，但仍有15.9%依赖家用汤匙等非标准容器。70.9%的母亲依据医生建议使用退热药，26.9%则依靠自身经验。

信息源与焦虑水平

医生是母亲获取发热管理信息的最主要来源（72.2%），其次是互联网、电视或社交媒体（14.5%），以及朋友、家人或熟人（8.8%）。母亲对发热的焦虑程度自我评分平均高达7.7分（满分10分），表明普遍存在较高的“发热恐惧症”。此外，23.3%的母亲会在孩子接种疫苗后预防性使用退热药，0.9%的母亲承认曾无处方使用抗生素。

讨论与结论

这项大型描述性调查揭示了土耳其母亲群体中持续存在的“发热恐惧症”以及发热管理实践中的多样性和不规范性。研究发现与全球多项研究结果一致，证实了家长对发热，特别是对热性惊厥的过度恐惧，以及由此导致的退热药过早、过频使用和非科学物理降温方法的尝试。研究还指出了文化背景和传统观念对发热管理行为的影响，例如使用醋或酒精擦拭等习俗。

然而，研究者也谨慎地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首先，采用滚雪球抽样和在线招募方式，可能导致样本不能完全代表土耳其全国的母亲群体，存在选择偏倚。其次，研究未收集孩子年龄等关键人口学信息，而家长的焦虑和管理行为往往与孩子年龄密切相关，这限制了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管理特点的深入分析。此外，关于体温计类型的报告可能存在误分类，焦虑评分使用单一项目而非经过验证的量表，以及自我报告行为可能与实际行为存在差异等，都是需要在未来研究中改进的地方。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本研究为理解土耳其母亲对儿童发热的认知和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基线数据。研究结果强调了针对家长开展发热相关知识教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未来的教育干预应侧重于纠正关于发热和热性惊厥的误解，指导合理、安全使用退热药（强调其目的是缓解不适而非将体温降至正常），并推广基于证据的物理降温方法。同时，医疗专业人员在提供咨询时，需要考虑到文化因素，以更具同理心和针对性的方式进行沟通。

总之，Cengiz 和 Gunduz 的研究清晰地表明，在土耳其，针对儿童发热的家长教育仍有很大提升空间。研究成果为医疗工作者识别家长认知误区、开展有效健康教育提供了具体方向，也为未来进行更具代表性、包含年龄分层和更严谨设计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通过科学的家长教育，有望减轻不必要的“发热恐惧症”，促进儿童发热的合理家庭管理，最终惠及儿童健康和医疗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