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nslational Psychiatry》：Neurobehavioral pathways linking socioeconomic status hardship to suicide risk versus resilience in young adolescents: the roles of sleep health and default mode network conn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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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D队列11 878名10-12岁青少年证实：SES-H通过缩短睡眠时长升高自杀意念，而高DMN相干度可削弱该路径。结果为早期筛查睡眠与脑连接提供可干预靶点，助力自杀精准防控。
在青少年精神健康危机日益加剧的今天，自杀已成为美国10-24岁人群的第二大死因。更令人警醒的是，约27%的高中女生和14%的男生在过去一年认真考虑过结束生命，且这一阴影正快速下沉至13岁以下儿童。为何有的孩子能在贫困、家庭失业、社区暴力等“毒打”中顽强生长，有的却早早滑向自杀深渊？传统研究将矛头指向社会经济逆境（SES-H），却对其怎样潜入大脑、扰乱生理并孕育自杀风险的“黑箱”知之甚少。睡眠作为可被家庭、学校乃至政策直接干预的“可塑靶点”，在低收入家庭中却常被噪音、不规律作息与慢性压力层层剥夺；而默认模式网络（DMN）——大脑静息时活跃、负责自我参照与未来规划的核心回路——又被发现与压力复原密切相关。当“贫穷”遇上“失眠”，DMN究竟是推波助澜还是力挽狂澜？为回答这一串连疑问，Assaf Oshri团队利用美国多中心青少年脑认知发育研究（ABCD Study）三年纵向数据，首次检验“SES-H→睡眠健康→自杀风险”这一生物行为路径，并评估DMN连接度（rsFC）能否成为“神经保护伞”。论文2025年发表于《Translational Psychiatry》。
作者锁定基线年龄9.94±0.63岁的11 878名儿童，保留随访两年且影像质量合格、自杀评估完整的8 061人。研究整合了父母问卷、K-SADS结构化访谈、静息态fMRI（20 min无任务扫描）及多项敏感分析，核心关键技术如下：
ABCD多中心前瞻队列（N=11 878，21个站点）；
潜变量结构方程模型（SEM）与偏差校正Bootstrap（5000次）检验中介；
基于Gordon分区计算DMN内平均Fisher r-to-Z连接度；
Johnson-Neyman法划定调节中介显著区域。
研究结果依次展开：
SES-H直接预测自杀风险
潜变量SES-H（含父母失业、低收入、物质匮乏、社区剥夺等）每增加1 SD，两年后自杀意念概率升高6‰（β=0.06, 95%CI[0.02,0.09]），自杀未遂概率升18‰（β=0.18, p<0.001），提示社会经济毒刺在童年即可量化地“折弯”生命轨迹。
睡眠时长部分中介
SES-H显著缩短随访期睡眠时长（β=0.17, p<0.001），后者继而提升自杀意念（β=0.04, p<0.05），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15%；但对自杀未遂无显著中介。睡眠问题总分虽与意念相关，却未被SES-H显著预测，提示“睡得少”比“睡得糟”更能解释贫穷与自杀意念间的机制。
DMN相干度调节“SES-H→睡眠时长”路径
交互项SES-H×DMN显著（β=?0.03, p<0.01）：高DMN相干度（+1 SD）可削弱SES-H对睡眠时长的侵蚀，使间接效应从0.040降至0.028；Johnson-Neyman显示该保护覆盖94%样本（n=7 636）。换言之，DMN连接如同“减震器”，即使外部贫穷冲击，孩子仍能维持足够睡眠，降低后续自杀意念。
DMN对自杀未遂无显著调节
作者指出，意念与行为可能涉及不同神经回路，DMN的“缓冲”仅在认知-情绪酝酿阶段显现，而冲动-执行网络或奖赏系统或决定最终是否付诸行动。
结论与讨论强调：
首次提供大样本纵向证据，揭示“社会经济逆境→睡眠时长缩短→自杀意念”这一可干预生物行为通路；
默认模式网络连接度是新兴的神经保护因子，可作为早期识别标志；
睡眠健康干预（如家庭作息指导、校园熄灯计划）应优先面向低收入群体，并纳入自杀防控指南；
未来需检验提升DMN连接度的训练（正念、自我反思干预）能否放大保护效应，为精准精神医学提供新靶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