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复发恐惧对接受全身治疗患者生活质量与情绪困扰的影响：一项探索性研究

《Palliative & Supportive Care》：Fear of cancer recurrence: An exploratory study on its impact on quality of life and emotional distres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systemic cancer therapy

本研究针对癌症患者普遍存在的复发恐惧(FCR)问题，通过FCRI、HADS和EORTC-QLQ-C30量表对175例接受全身治疗的患者进行评估。结果显示FCR与生活质量(QoL)呈负相关，与焦虑抑郁呈正相关，且焦虑抑郁在FCR-QoL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研究为开展阶梯式心理干预提供了重要依据。

　　

当一个人被诊断出癌症，他的世界往往瞬间崩塌。在积极接受治疗的同时，内心深处却潜藏着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对癌症复发的恐惧（Fear of Cancer Recurrence, FCR）。这种恐惧并非简单的担忧，而是一种复杂的心理体验，它可能渗透到患者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他们的情绪、决策甚至日常生活。随着医学进步，癌症患者的生存期显著延长，但与之相伴的是对复发或进展的持续忧虑，这已成为癌症幸存者中最常见且最未被满足的心理需求之一。

尽管临床医生们专注于肿瘤的缩小和指标的改善，但患者内心的恐惧却常常被忽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恐惧并非一成不变，它可能随着时间推移、治疗进程以及个人经历而动态变化。那么，这种恐惧到底有多普遍？它会如何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情绪状态？哪些因素会加剧或缓解这种恐惧？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意大利布雷西亚Poliambulanza基金会医院的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深入探索，其研究成果发表在《Palliative and Supportive Care》期刊上。

研究人员采用了横断面研究设计，在2023年8月至2024年2月期间，对175名正在接受全身性癌症治疗的患者进行了评估。他们通过一套科学的评估工具——包括恐惧癌症复发量表（FCRI）、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和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生活质量核心问卷（EORTC-QLQ-C30）——系统性地收集了患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临床资料以及心理状态数据。运用线性模型和广义线性模型进行统计分析，并采用中介模型检验焦虑和抑郁在FCR与生活质量关系中的作用机制。

FCR在癌症患者中的表现

研究结果显示，参与者报告了较高水平的FCR，FCRI总平均分为71.6分。对FCRI各维度的深入分析发现，FCR的严重程度较为显著（平均分17.1），而触发因素也被评为高度影响（平均分13.4）。常见的触发因素包括身体不适或疾病，以及媒体中与癌症相关的内容（如电视节目或新闻报道）。参与者对自己的恐惧表现出一定的洞察力（平均分2.42），认识到自己的恐惧有些过度或不合理。与FCR相关的情绪困扰相当大（平均分7.14），主要涉及担忧、焦虑、悲伤、沮丧和愤怒。

研究发现FCR会导致有意义的功能损害（平均分10.1），特别是在心理健康、社交和娱乐活动、人际关系以及未来规划方面。尽管如此，参与者大多采用适应性应对策略（平均分19.0）。最常用的策略包括积极重新规划、自我安慰（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以及通过日常活动（如阅读、工作或看电视）分散注意力。寻求安慰的行为处于中等水平（平均分2.60），患者更倾向于咨询医疗专业人员（如打电话给医生或参加随访检查），而自我检查的报告较少。

FCR的预测因素

在社会人口学和临床变量中，只有性别和确诊后时间（该变量被分为两类：≤12个月，>12个月）成为FCR的显著预测因素。女性报告的FCR得分显著高于男性（p=0.008，β=12.2），平均增加12.2分。类似地，确诊至少12个月后，FCR水平也增加了约12分（p=0.020，β=11.9）。

癌症患者的心理困扰

参与者未报告临床显著水平的焦虑（平均分6.80）或抑郁（平均分6.16），表明整体心理困扰程度相对较低。

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

样本显示出良好的整体生活质量（平均分60.6），功能子量表得分高，症状相关子量表得分低。

FCR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回归分析揭示了FCR与生活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p=0.001，β=-0.20），表明较高的FCR与较低的生活质量相关。对FCRI子量表的进一步分析显示，触发因素、严重程度、洞察力、困扰和功能损害得分越高，与生活质量越差相关，特别是在情绪功能、角色功能和社会功能方面。此外，FCR水平高的患者报告了更严重的症状，如疲劳、失眠、食欲不振和经济困难。多元回归分析显示，社会人口学变量对FCR与生活质量的关系没有显著的混淆效应。然而，临床变量“确诊后时间”对这种关系有显著影响（p=0.041，β=13.48）。在多元回归模型中，过去一年内接受心理支持与FCR（FCRI总分）没有显著关联（β=-0.03，p=0.617）。系数接近零，且宽置信区间跨越零，表明在该样本中，心理支持与FCR水平之间没有有意义的关联。这些发现提示，在这个队列中，接受心理支持并不对应于较低的FCR水平。

FCR对心理困扰的影响

进行了回归分析以评估FCR与焦虑和抑郁之间的关系。发现FCR与焦虑显著相关（p<0.001，β=0.08），FCR水平越高，焦虑程度越高。除应对子量表外，所有FCRI子量表均与焦虑显著相关，应对子量表未显示显著关联（p=0.544，β=0.02）。FCR与抑郁显著正相关（p<0.001，β=0.06），表明较高的FCR水平对应更严重的抑郁症状。除应对（p=0.632，β=-0.02）和寻求安慰（p=0.127，β=0.17）外，大多数FCRI子量表与抑郁显著相关，这两个子量表未显示显著关联。多元回归分析证实，这些关系不受社会人口学或临床变量的影响。

中介模型

检验了两个中介模型，以探讨焦虑和抑郁是否中介了FCR与生活质量的关系。在这两个模型中，焦虑和抑郁都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当将焦虑纳入作为中介变量时，FCR对生活质量的直接效应不再显著（β=-0.02，p=0.770），表明FCR通过焦虑间接影响生活质量。类似地，当检验抑郁作为中介变量时，FCR对生活质量的直接效应也失去显著性（β=-0.03，p=0.655）。具体而言，FCR与焦虑（β=0.08，p<0.001）和抑郁均呈正相关，而焦虑和抑郁又与生活质量显著负相关。这些结果提示，FCR对生活质量的负面影响主要是通过加剧情绪困扰来实现的。

研究结论与意义

数据分析表明，FCR与生活质量呈负相关，与焦虑和抑郁呈正相关。同时发现这些显著关联不受与癌症相关的社会人口学或临床变量的影响。关于预测因素，性别和确诊后时间被确定为FCR的显著预测因素。

本研究证实了FCR在癌症患者中的普遍性及其对生活质量和情绪健康的显著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FCR在确诊一年后呈现上升趋势，且女性患者报告更高的FCR水平，这为针对性干预提供了重要方向。中介模型揭示了焦虑和抑郁在FCR影响生活质量过程中的完全中介作用，表明情绪困扰是FCR损害生活质量的核心机制。

这些发现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首先，它强调了在癌症治疗全程中系统评估FCR的必要性，特别是在确诊后6-12个月的关键时期。其次，研究结果支持采用针对情绪调节的干预策略，如结合认知行为疗法和元认知策略的ConquerFear项目，可能更有效地缓解FCR及其相关困扰。最后，阶梯式护理模式被证明是可行的干预框架，既能保证服务的可及性，又能根据个体需求提供不同强度的支持。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样本仅限于接受全身治疗的患者可能影响结果的普适性，以及未能系统收集治疗目的（根治性vs.姑息性）信息。未来的研究应通过纵向设计追踪FCR的动态变化，并纳入更广泛的患者群体，以更全面地理解这一复杂现象。

总之，这项研究为理解FCR的心理机制及其临床影响提供了重要证据，强调将心理关怀整合到标准癌症治疗中的紧迫性。通过早期识别和针对性干预，医疗团队可以更好地支持患者应对疾病带来的心理挑战，最终改善其整体生活质量和治疗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