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医生自杀意念的风险预测：抑郁严重程度与社会因素的独立作用

《BJPsych Open》：Predictors of suicidal ideation in UK doctors: retrospective case–control study from NHS Practitioner Health

本研究针对医生群体中自杀意念的风险预测难题，利用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从业者健康计划（NHS-PH）2022-2023年4055名医生的完整数据，开展了一项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研究通过构建逻辑回归模型发现，抑郁严重程度（PHQ-8评分）是自杀意念的最强预测因子（AUC = 0.921），但社会人口学和就业因素的加入能显著提升模型预测能力（AUC提升至0.930）。结果表明，残疾和没有伴侣是独立于抑郁严重程度的显著风险因素，提示自杀意念并非单纯由症状驱动，社会功能因素对识别高危个体和制定针对性支持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在医疗行业，医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普遍存在却又常常被低估。精神困扰和情绪困难在这个高压群体中并不罕见，而自杀意念乃至自杀行为，则是这些问题最极端的表现。尽管医生自杀的相对风险研究结果不一，但共识是，医生群体的抑郁和自杀风险并不低于普通公众，甚至可能更高，这打破了通常存在于其他健康问题上的“健康工人效应”。然而，准确探究医生群体的自杀意念面临重重挑战：医生会向多个服务机构寻求帮助，导致数据难以集中；研究伦理审查格外严格；大量有自杀意念者可能从不寻求帮助或报告；此外，不同评估工具（如PHQ-9和CORE-10）对自杀意念的界定和捕捉方式存在差异，使得研究结果难以直接比较。现有的理论框架，如自杀的人际关系理论、整合动机-意志模型等，都强调自杀意念的产生是情感痛苦与社会心理压力（如社会孤立、残疾、感知到的困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仅仅是抑郁严重程度的副产品。那么，对于英国医生而言，自杀意念主要是重度抑郁的一个症状，还是一个由特定社会功能风险因素塑造的独特心理状态？这正是本研究旨在解答的核心问题。

为回答上述问题，研究人员利用了英国专门为医护人员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保密机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从业者健康计划（NHS-PH）的数据，进行了一项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研究分析了2022至2023年间向NHS-PH寻求帮助并同意其数据用于研究的医生数据。研究将“病例”定义为PHQ-9量表中第9题（关于自杀意念）得分最高（3分，表示“近两周内几乎每天”有自杀意念）的医生（n=206），将“对照”定义为该题得分为0（表示“完全没有”自杀意念）的医生（n=3849）。研究主要采用了逻辑回归分析等关键技术方法。具体而言，研究人员比较了两个模型：一个是仅包含抑郁严重程度代理指标PHQ-8（即PHQ-9排除第9题）的单变量模型；另一个是整合了PHQ-8以及年龄、性别、残疾状况、伴侣状态、焦虑评分（GAD-7）等多个社会人口学和就业因素的多变量模型。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和似然比检验来评估模型的预测 discriminatory 能力。此外，还评估了更简短的PHQ-2（PHQ-9的前两个问题）在预测自杀意念方面的表现。

病例与对照的基线特征

研究最终纳入4055名医生。病例组（有频繁自杀意念）与对照组（无自杀意念）在多个特征上存在差异。如表1所示，病例组中报告残疾的比例（29.6%）高于对照组（12.1%），病例组中处于“没有伴侣”状态的比例（52.9%）也明显高于对照组（26.2%）。此外，病例组的平均PHQ-8评分（20.22 ± 3.58）和GAD-7评分（16.24 ± 4.34）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HQ-8: 10.85 ± 5.29; GAD-7: 11.18 ± 5.24）。病例组中处于病假状态的比例（35.0%）也高于对照组（19.8%）。这些描述性统计数据为后续的风险因素分析提供了背景。

抑郁严重程度与社会人口学/就业因素对自杀意念的预测效能比较

单变量模型（仅PHQ-8）在区分有无自杀意念方面表现出色，AUC高达0.921。然而，将社会人口学和就业因素加入模型后，多变量模型的拟合优度得到显著改善（似然比检验，χ2(14) = 50.26, P < 0.001），AUC也略微提升至0.930。这表明，尽管抑郁严重程度是极强的预测因子，但其他因素提供了独立的、具有统计学意义的额外预测信息。

多变量模型中与自杀意念显著相关的因素

在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中，有三个因素被确定为与自杀意念独立且显著相关（见表2）。首先是抑郁严重程度，PHQ-8评分每增加1分，自杀意念的风险比值比（Odds Ratio, OR）为1.53（95% CI: 1.45-1.62, P < 0.00005）。其次是残疾状况，与没有残疾的医生相比，有残疾的医生出现自杀意念的OR为1.81（95% CI: 1.18-2.78, P = 0.0065）。第三是伴侣状态，与有伴侣的医生相比，没有伴侣的医生出现自杀意念的OR为2.41（95% CI: 1.67-3.49, P < 0.00005）。而其他纳入模型的变量，如性别、年龄、是否为照料者、是否海外受训、是否在接受调查、 ethnicity、是否寻求物质滥用帮助、是否有躯体共病、工作状态以及GAD-7评分等，在该多变量模型中均未显示出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关联。

PHQ-2作为简短筛查工具的评估

研究人员还评估了更简短的PHQ-2量表的表现。单变量PHQ-2模型预测自杀意念的AUC为0.912，与PHQ-8模型的AUC（0.921）在统计上无显著差异（DeLong's test, P = 0.22）。然而，通过比较Akaike信息准则（AIC），PHQ-8模型（AIC = 1007）的拟合优度优于PHQ-2模型（AIC = 1047，ΔAIC = 40），提示PHQ-8包含更多有效信息。这表明PHQ-2作为一种超简短的筛查工具，在资源有限的研究中可能具有一定效用，但若追求最大解释力，PHQ-8仍是更优选择。

本研究证实，在寻求心理健康支持的英国医生群体中，抑郁严重程度是自杀意念的最主要驱动因素。然而，研究的核心发现在于，残疾和缺乏伴侣是社会心理层面独立于抑郁严重程度的显著风险因素。这支持了当代自杀理论的观点，即自杀意念并非仅仅是抑郁严重程度的“温度计”，而是特定社会功能风险因素（如残疾带来的职场挑战、社会支持的缺失）与情感痛苦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一种 distinct 心理状态。对于残疾医生而言，先前报告指出他们常在职场中感到不被支持、难以获得合理调整措施，甚至被迫提前返岗，这些压力可能最终诱发自杀意念。而对于“没有伴侣”这一风险因素，其背后可能混杂了分手、丧偶或离婚等应激性生活事件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与之前一些显示女医生自杀风险更高的研究不同，本研究发现性别与自杀意念无显著关联，这可能反映了研究人群（已寻求帮助者）的特殊性，或表明性别差异在自杀意念转化为行动的过程中更为关键。

研究的结论强调了识别自杀意念多重风险因素的重要性。针对医生的心理健康干预措施，除了积极治疗抑郁外，还应特别关注那些残疾或缺乏伴侣支持的高危个体，为他们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社会心理支持和职场 accommodations。未来的研究需要在更细化的变量分类、更广泛的跨国队列以及纵向设计中验证这些发现，并最终探索这些风险因素与自杀完成这一悲剧性结局的直接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