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细菌性胸膜炎的引流治疗：一项为期13年的单中心回顾性研究

《Archives of Oral Biology》：Drainage of bacterial pleuropneumonia in children: A 13-year retrospective monocentric study

儿童细菌性肺炎胸膜腔积液引流临床特征及引流方式效果分析：回顾性单中心研究纳入33例，以Staphylococcus aureus（39%）和Streptococcus pyogenes（27%）为主病原。73%病例合并纵隔偏移，70%采用穿刺引流，30%手术引流（VATS）。穿刺组术后发热（12天 vs 5.3天）、机械通气时长（7天 vs 2.25天）显著高于手术组（p<0.05）。引流阳性率52%，提示抗生素渗透困难。住院中位数15.5天，并发症以气胸（2例）和迟发性膈肌膨出（1例）为主。结论：引流方式影响恢复时间，需个体化决策。

　　
该研究针对2011至2023年间法国鲁贝德布瓦大学医院接受胸膜腔引流治疗的33例儿童细菌性脓胸病例展开回顾性分析，旨在探讨引流技术临床效果及操作模式。研究显示，儿童脓胸多由金黄色葡萄球菌（39%）、A组链球菌（27%）和肺炎链球菌（15%）引起，73%病例伴随纵隔移位，提示病情严重程度。研究采用多维度评估体系，包括炎症标志物（CRP中位数255mg/L）、影像学特征（超声检查93%病例、CT检查70%病例）及临床分型（PELOD-2评分中位数2.5）等综合指标。

在引流技术选择方面，经皮穿刺引流占比70%，VATS手术引流占30%。值得注意的是，经皮引流组在发热持续时间（12天 vs 5.3天）、机械通气时长（7天 vs 2.25天）等关键指标上显著高于手术组（p<0.05）。这种差异可能与穿刺引流组更常使用纤维蛋白溶解治疗（35% vs 0%）有关，但研究未明确药物干预的具体影响。

病原学分析显示，金黄色葡萄球菌携带Panton-Valentine leukocidin（PVL）毒素的占92%，其中幼龄患儿（<1岁）占比达78%。这种毒力因子可能解释为何此类病例更倾向保守治疗。A组链球菌病例中，60%通过手术引流完成，这与其高侵袭性（含超抗原毒素）相关。研究特别指出，术后发热持续时间与引流方式存在显著关联，经皮引流组发热中位数达8天，而手术组仅为5.3天，提示操作方式可能影响炎症消退进程。

影像学特征方面，70%病例通过CT扫描确认存在分隔性胸腔积液，而超声显示高体积积液（>5cm）占48%。这种影像特征与引流决策密切相关，57%病例因呼吸窘迫进行引流。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SARS-CoV-2疫情期间病例数显著下降，可能与防疫措施相关，而2022年病例回升趋势值得警惕。

治疗管理方面，初始抗生素治疗多采用青霉素类联合克林霉素（45%病例），总疗程中位数达29.5天。研究特别指出，尽管92%的经皮引流病例存在阳性引流液，但仍有52%通过引流获得病原学确诊，这为抗生素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此外，3例再住院病例中，2例因引流失败需要二次操作，这提示早期引流时机和操作规范的重要性。

该研究对临床实践具有多重启示：首先，建立标准化的引流指征体系势在必行，当前医院依赖多学科会诊模式导致操作差异较大；其次，手术引流（VATS）在特定病原体（如GAS）和复杂病例（如分隔性积液）中具有显著优势；再者，需重视引流术后管理，特别是发热和抗生素疗程的优化。研究局限性包括单中心回顾性设计、样本量较小（n=33）以及缺乏长期随访数据，这为后续多中心前瞻性研究提供了方向。

未来研究可拓展至三个维度：一是建立基于PELOD-2评分和影像特征的动态引流决策模型；二是比较经皮引流联合纤维蛋白溶解与VATS在复杂病例中的疗效差异；三是追踪引流术后长期肺功能影响，特别是反复引流病例的肺组织修复情况。此外，需特别关注高致病性病原体（如PVL阳性SA）的个体化治疗方案，这可能改变当前引流决策的优先级。

该研究首次系统揭示了儿童脓胸引流术后发热的持续时间与操作方式的相关性，并证实VATS在缩短重症患儿住院时间（中位数缩短至5.2天）方面的优势。其数据支持将分隔性胸腔积液、持续发热（>5天）和纵隔移位作为手术引流的重要指征，同时为经皮引流提供优化建议，如缩短抗生素疗程后再实施引流、增加纤维蛋白溶解剂使用比例等。这些发现为制定欧洲儿科脓胸管理指南提供了重要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