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状对社会评价反馈神经加工及自我认知更新的影响：一项ERP研究

《Psychological Medicine》：Effect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on neuronal processing of social evaluative feedback and subsequent changes in expectations and self-view

本研究针对抑郁症状如何影响个体对社会评价反馈的加工整合这一关键问题，通过事件相关电位（ERP）技术，结合行为学测量，深入探讨了不同抑郁程度个体在接收来自专家和同伴的社会评价后，其反馈预期、自我认知更新的变化及相关的神经电生理活动（FRN、LPP）。结果发现，抑郁症状加重与更负面的自我初始评价和反馈预期相关，并特异性地影响对负面专家反馈和正面同伴反馈的整合，同时与晚正电位（LPP）的普遍增强有关。该研究为理解抑郁个体的社会信息加工偏差提供了神经行为学证据。

　　

在社交互动中，我们不断接收他人对我们的评价，这些信息如同拼图一般，帮助我们构建和调整自我认知。从哲学家米德（Mead）到当代心理学家，众多理论都强调"重要他人"的评价对自我形成具有核心作用。然而，这种整合过程并非总是客观公正的。大量研究表明，人类普遍存在一种积极的自我偏向：我们更倾向于接受和记住正面反馈，并据此乐观地更新对自己的看法。这种"玫瑰色滤镜"被认为是心理适应性的体现。然而，对于抑郁症患者，这幅图景却截然不同。贝克（Beck）的认知理论指出，抑郁个体通常持有对自我、世界和未来的负面核心信念。那么，一个关键的科学问题随之产生：抑郁症状是如何扭曲个体对社会评价反馈的加工，从而导致并维持这种负面自我观的呢？现有的理论认为，抑郁个体的积极信息加工偏向会减弱甚至消失，他们对好坏消息的信念更新变得"公平"却悲观，但这一假设在模拟真实社交互动场景下的神经机制研究中仍缺乏直接证据。

为了深入探索这一问题，来自德国明斯特大学的Hanne Helming、Sebastian Schindler等研究人员在《Psychological Medicine》上发表了一项研究。他们巧妙地设计了一个高生态效度的实验，招募了62名贝克抑郁量表（BDI）得分从低到高的健康成年人参与。实验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参与者通过视频自我介绍，并对一系列描述人格特质的形容词进行自我评分。一周后，在脑电图（EEG）记录下，参与者接收来自四位所谓"发送者"（两位被描述为心理学专家，两位为普通同伴）的反馈。关键之处在于，反馈是经过操纵的：一位专家和一位同伴主要提供比参与者自我评分更积极的反馈（即"更好"的反馈），而另外两位则主要提供更消极的反馈（即"更差"的反馈）。在每次反馈前，参与者需先预测对方会如何评价自己；接收反馈后，他们需要立即重新评估自己。研究人员通过分析行为数据（如预期评分的变化、自我评分的更新）和脑电数据中的两个关键成分——反馈相关负波（FRN, 反馈出现后166-326毫秒内出现）和晚正电位（LPP, 反馈出现后450-850毫秒内出现），来揭示抑郁症状对社会评价加工的影响。

研究采用的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主要运用了心理物理学实验设计、行为学测量（包括贝克抑郁量表和自评量表）以及高时间分辨率的脑电图（EEG）记录技术。EEG数据经过预处理后，重点分析了与反馈加工密切相关的两个事件相关电位（ERP）成分：反馈相关负波（FRN）和晚正电位（LPP）。样本来源于在德国明斯特当地招募的成年人队列，所有参与者均无神经或精神疾病史。

行为数据结果

期望（Expectation）

分析发现，参与者能够根据发送者的态度调整其反馈预期。对负面发送者（即主要给出更差反馈的发送者）的反馈预期显著比对正面发送者的预期更消极，并且这种差异随着实验进程（区块）的推进而逐渐显著。更重要的是，即使控制了初始自我评价更负面这一因素，BDI得分越高的参与者，在整个实验过程中表现出的反馈预期也越消极。这表明抑郁症状与一种普遍化的负面期待有关。

自我认知更新（Self-view update）

在自我认知更新方面，研究结果揭示了典型的积极偏向：参与者接收比自我评分"更好"的反馈后，自我评分的正向改变幅度，远大于接收比自我评分"更差"的反馈后产生的负向改变。然而，这种偏向受到发送者身份和抑郁症状的显著调节。当反馈来自"专家"且比自我评价更差时，参与者（尤其是BDI得分高者）的自我认知会出现更显著的负面更新。相反，对于来自"同伴"的积极反馈，BDI得分高的参与者表现出的正面更新程度较弱。这表明抑郁症状特异性地影响了对不同来源社会评价的整合：更容易采信权威的负面评价，却难以从同伴的正面评价中获益。

ERPs结果

FRN（反馈相关负波）

脑电结果显示，FRN成分并未受到反馈信息与参与者初始自我评价是否一致（即自我观点一致性）的影响。相反，FRN的波幅显著受到反馈是否出乎意料（即与参与者在本轮试验中的即时预期是否一致）的调节。出乎意料的反馈（无论是比预期更好还是更差）都引发了更大的FRN波幅。这一发现支持FRN反映的是"未标记的预测错误"的观点。此外，研究中未发现FRN波幅与BDI得分存在显著相关。

LPP（晚正电位）

与FRN不同，LPP成分对多种不一致性都表现出敏感性。无论是反馈与初始自我评价不一致，还是与即时预期不一致，都诱发了更大的LPP波幅，表明LPP参与了更晚期的、精细化的刺激评估和信息整合过程。特别有趣的发现是，LPP的波幅与参与者的BDI得分存在普遍的正相关关系：即抑郁症状越严重的个体，对所有类型反馈（无论好坏、是否一致）的LPP反应都更强。这可能意味着抑郁个体在处理社会评价信息时，投入了更多的认知资源进行深入但可能缺乏效率的加工。

研究结论与意义

这项研究通过结合行为测量和高时间分辨率的神经电生理记录，清晰地描绘了抑郁症状如何扭曲个体在社会互动中对评价反馈的加工过程。在行为层面，研究证实了抑郁症状与更负面的自我观、未来预期（反馈预期）以及对社交信息（尤其是负面专家评价和正面同伴评价）的整合偏差密切相关，这为贝克（Beck）的认知模型提供了实证支持。同时，研究也揭示了在非临床人群中普遍存在的自我认知更新的积极偏向，但这种偏向与反馈预期的更新似乎是分离的：人们会期待中性甚至偏负面的反馈，却选择性地依据正面反馈来提升自我评价。这种分离在抑郁个体中被削弱。

在神经机制层面，研究厘清了FRN和LPP在社会评价反馈加工中的不同作用：FRN更侧重于对预期违反的早期、快速检测，而LPP则参与了对信息与自我相关性、不一致性等更复杂特征的晚期精细化加工。尤为重要的是，研究发现抑郁症状与LPP波幅的普遍增强相关，这提示抑郁个体可能在神经层面过度投入资源去加工所有社会评价信息，无论其效价如何，这种神经活动模式可能是其社会认知负担加重和容易感到耗竭的基础。

总之，这项研究为理解抑郁症状与社会信息加工偏差之间的神经行为学机制提供了重要见解，强调了发送者特征（如专家身份）在反馈整合中的关键作用。未来研究需要在更广泛的人群中验证这些发现，并进一步探索这些神经行为标记对于抑郁症早期识别和干预效果评估的潜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