菌株冷战：保加利亚BCG疫苗在巴黎、哥本哈根与莫斯科之间的博弈（1940s-1950s）

《Medical History》：Cold war of strains: the ‘Bulgarian’ BCG vaccine between Paris, Copenhagen, and Moscow (1940s–1950s)

本文聚焦冷战初期保加利亚结核病防治政策，通过档案研究揭示了BCG疫苗引进过程中东西方阵营的科技博弈。研究发现，尽管存在科学家Srebra Rodopska引进法国巴斯德研究所技术的尝试，但迫于苏联压力，保加利亚最终全面采用苏联BCG-I菌株和生产技术，体现了医疗政治化与社会主义卫生体系的建构过程。

　　

当2020年COVID-19大流行席卷全球时，一个有趣的科学假说在保加利亚媒体上迅速传播：历史上广泛接种的卡介苗（BCG）可能对新冠病毒具有交叉保护作用。在这一讨论中，一位被遗忘的科学家——Srebra Rodopska博士（1913-2006）突然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她被媒体誉为“保加利亚BCG疫苗的发明者”。这一现象引发了学术界的深入思考：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冷战时期的政治格局如何影响了疫苗政策的制定？

发表于《Medical History》的这项研究，通过挖掘保加利亚卫生部档案资料，还原了1940-1950年代保加利亚结核病防治政策的历史真相。研究揭示了冷战背景下医疗决策的政治化过程，以及国际科研网络与地缘政治的复杂互动。研究团队发现，尽管存在Rodopska等科学家通过国际交流获取西方技术的努力，但保加利亚最终在苏联压力下全面采纳了苏联模式的BCG疫苗生产技术，这一案例生动体现了冷战时期科学与政治的深刻交织。

为开展本研究，作者主要运用了历史档案分析法，系统梳理了保加利亚中央国家档案馆收藏的卫生部档案、医学科学院个人档案等第一手资料；采用比较历史研究方法，将保加利亚案例置于国际BCG疫苗接种政策与冷战卫生政治的宏观背景中分析；通过文献考证法，追溯了BCG菌株的国际传播路径与技术标准演变过程。

档案证据显示，保加利亚的BCG疫苗接种始于1926年，由Toshko Petrov教授从巴黎巴斯德研究所引入原始菌株。到1944年秋季，全国仅约7000名儿童接种了疫苗。战后初期，保加利亚政府曾准备接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丹麦红十字会的援助计划，计划于1948年6月引入丹麦BCG疫苗接种团队。然而，随着共产党上台和冷战格局的形成，这一合作被突然终止。苏联方面明确指示：“哥本哈根生产的疫苗不能优先用于接种”，保加利亚被迫转向完全依赖苏联技术体系。

研究表明，1949年苏联卫生专家直接介入保加利亚的BCG疫苗规划，指导其“以完全计划的方式大规模实施”疫苗接种。1951年，保加利亚仿照苏联“Semashko”医疗体系完成医疗卫生机构重组，同时规定所有新生儿和18岁以下青少年必须接种BCG疫苗。到1952年底，全国已有约30万儿童接种。档案资料证实，这一时期保加利亚使用的完全是苏联BCG-I菌株，生产技术也严格遵循莫斯科Tarasevich研究所制定的标准操作规程。

关于Srebra Rodopska的历史角色，研究发现了与公众叙事不同的真相。档案显示，Rodopska于1947-1948年受政府派遣前往巴黎巴斯德研究所进修，其特殊身份源于其丈夫Tasho Tashev曾担任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Georgi Dimitrov的私人医生。尽管Rodopska确实接触了当时最先进的冻干BCG技术，但回国后她的工作完全受苏联专家指导。1951年的一份机密报告中，Rodopska本人明确写道：“BCG疫苗的大规模生产始于1949年10月19日——根据苏联指导老师的要求和他们传授的苏联指令”。

研究还揭示了BCG冻干技术发展的国际竞争。苏联科学家E. N. Leshchinskaya和A. M. Vakengut早在1941年就发表了BCG冻干技术方案，而西方实验室在二战后才系统开展相关研究。尽管Rodopska曾试图在保加利亚引入冻干技术，但1954年的实验室污染事件导致生产中断，她不得不再次前往苏联获取新的菌株和生产协议。直到1963年，保加利亚才实现冻干BCG疫苗的常规生产，而所谓的“保加利亚BCG-SL222 Sofia”菌株直到1972年才标准化，其本质仍是俄罗斯BCG-I菌株（种子批374a）的后代。

该研究结论表明，冷战时期的疫苗政策成为东西方意识形态竞争的重要场域。保加利亚案例特别体现了小国在两大阵营夹缝中的艰难抉择：尽管存在利用国际科研网络获取技术的可能性，但地缘政治压力最终导致医疗体系的全面苏维埃化。2020年疫情期间Rodopska故事的重新流行，实际上反映了当代社会对民族科学英雄的渴望，是一种“疫苗民族主义”的历史回响。

这一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通过细致的历史考证，揭示了冷战时期科学、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复杂互动。研究不仅纠正了公众历史叙事中的谬误，也为理解当代疫苗政治提供了历史视角。研究表明，医疗技术的选择从来不是纯粹的科学决策，而是深受国际政治格局、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竞争的影响。这一历史案例对思考当今全球卫生治理中的技术民族主义和政治化现象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