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minars in Oncology Nursing》:The Influence of Illness Perception on Dyadic Coping in Patients with Cancer and Their Spouse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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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夫妇疾病认知差异与共同应对策略的交互作用研究。采用方便抽样法收集263对癌症夫妇数据,应用伴侣互依模型和共同差异模型分析发现:患者认知表现(β=-0.194)、疾病理解能力(β=-0.264)及配偶情感表现(β=0.173)对双方共同应对策略具有显著影响,认知差异和疾病理解能力的不一致会降低共同应对效果。
刘鹏|李子涵|刘安康|卓一?|吴勤阳|程颖颖|杨巧红
中国广东省广州市济南大学护理学院
摘要
目的
积极的二元应对策略有助于癌症患者夫妇应对健康挑战,而疾病认知与应对策略的选择密切相关。以往的研究主要探讨了个体层面的关联。本研究旨在探索癌症患者夫妇的疾病认知、认知差异及其二元应对策略之间的交互作用。
方法
我们通过方便抽样方法,于2022年11月至2023年12月期间从医院招募了263对癌症患者夫妇。参与者完成了《二元应对量表》和《简式疾病认知问卷》。我们使用AMOS 24.0软件构建了“行为者-伴侣相互依赖模型”和“二元差异模型”。
结果
癌症患者及其配偶表现出中等程度的二元应对能力。患者的二元应对能力在认知表征方面存在行为者效应(β = ?0.194,P = .016),在情感表征方面存在伴侣效应(β = 0.173,P = .023),以及在疾病可理解性方面也存在行为者效应(β = ?0.264,P = .001)。配偶的二元应对能力在认知表征方面存在行为者效应(β = ?0.198,P = .007)和疾病可理解性方面存在行为者效应(β = ?0.287,P = .001),并在情感表征方面存在伴侣效应(β = 0.206,P = .01)。二元应对能力与认知表征和疾病可理解性的差异存在显著相关性。
结论
二元应对能力与患者及其配偶的疾病认知均有关联,且夫妇在疾病认知上的差异也会影响他们的二元应对能力。
对护理实践的启示
医疗专业人员应采用二元评估方法,识别癌症患者与其配偶在疾病认知上的差异。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协调认知表征并促进疾病认知的共享,对于提升二元应对能力至关重要。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观察设计。报告遵循STROBE(加强流行病学观察性研究报告)指南。
参与者
数据收集自2022年11月至2023年12月期间在广州市一家三级医院住院的癌症患者及其配偶。参与者通过连续方便抽样方法从肿瘤科和放射治疗科的住院病房中招募。
样本特征
本研究共纳入263对癌症患者及其配偶。在癌症患者中,134人为男性(50.59%),129人为女性(49.05%),配偶的性别比例相反。有关人口统计特征的更多详细信息见表1。
癌症患者及其配偶在认知疾病表征、情感表征、疾病可理解性和二元应对能力方面的相关性
表2显示了患者们的二元应对能力平均得分
讨论
被诊断出癌症并接受治疗通常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生命事件,患者对疾病的体验深受其人际环境的影响,尤其是亲密伴侣的支持。
30这一点在中国以家庭为中心的护理背景下尤为明显,配偶经常承担多重角色,包括主要照顾者、决策者和情感支持者。
31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患者及其配偶均表现出中等程度的二元应对能力。在认知表征、情感表征和疾病可理解性方面观察到的行为者效应和伴侣效应表明,这些因素可能与他们自身的应对策略以及彼此之间的应对策略有关,凸显了他们经历之间的潜在关联性。此外,认知表征的差异与患者的
伦理审批
本研究遵循《赫尔辛基宣言》的原则进行。研究获得了济南大学医学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批准编号:KY-2023-169)。
作者贡献声明
刘鹏:撰写初稿、方法论设计、数据收集与分析、概念框架构建。
李子涵:撰写初稿、方法论设计、数据整理。
刘安康:资源协调、数据收集与分析。
卓一?:研究监督、资源提供。
吴勤阳:数据验证与软件应用。
程颖颖:撰写与编辑、数据可视化。
杨巧红:撰写与编辑、研究监督、资源协调、资金申请与概念框架构建。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文研究结果的已知财务利益或个人关系。
致谢
我们感谢所有参与本研究的患者及其配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