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模型的规划在抑郁症治疗中的稳定性研究:氯胺酮、抗抑郁药及网络认知行为疗法均未改变其特质性特征

《Translational Psychiatry》:Model-based planning is unaffected by ketamine, antidepressant and internet delivered 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 treatments in depression

【字体: 时间:2025年11月28日 来源:Translational Psychiatry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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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推荐:为阐明抑郁症认知缺陷与治疗反应的关系,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针对模型基规划(model-based planning)的大规模纵向研究。通过两项平行实验(静脉注射氯胺酮(IV ketamine)随机对照试验和抗抑郁药/网络认知行为疗法(iCBT)观察性研究),发现尽管三种治疗均能显著改善抑郁症状(MADRS评分降低p<0.001),但模型基规划指标(通过两阶段强化学习任务量化)在治疗前后均无变化(贝叶斯因子BF<1支持零效应)。该结果揭示了模型基规划作为特质性认知过程的稳定性,为抑郁症认知异质性提供了新见解。

  
当我们谈论抑郁症时,往往聚焦于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等核心症状,但鲜少注意到潜藏在水面之下的认知冰山。高达50%的抑郁症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损伤,特别是在执行功能、认知灵活性和决策规划等领域。这些“隐形”的缺陷不仅加重患者日常负担,更可能成为治疗反应不佳的“绊脚石”。然而,当前研究对抑郁症认知功能障碍的认识仍存在巨大空白:为何有些患者对现有治疗反应良好,而另一些却始终难以改善?不同治疗方式又如何影响认知功能?这些问题如同迷雾般笼罩在精神病学上空。
在此背景下,一项发表于《Translational Psychiatry》的重磅研究揭开了谜题的一角。由Kelly R. Donegan和Shabnam Hossein领衔的国际团队将目光投向了一个关键认知过程——模型基规划(model-based planning)。这种高级认知能力如同人脑的“导航系统”,让我们能基于环境模型进行前瞻性规划,而非仅凭经验反射行事。此前研究发现,强迫症等疾病中存在模型基规划缺陷,但其在抑郁症中的表现及治疗敏感性仍存争议。为破解这一难题,研究团队设计了两项开创性实验,分别针对难治性抑郁症和普通抑郁症群体,系统追踪三种主流治疗(氯胺酮、抗抑郁药、网络认知行为疗法)对模型基规划的动态影响。
研究采用的核心技术方法包括:1)两阶段强化学习任务(two-step reinforcement learning task)——通过100-150次 trials 的太空探险游戏(选择火箭→选择外星人),利用层次逻辑回归模型量化模型基规划(奖励与转移的交互作用系数);2)临床评估工具——实验1采用蒙哥马利-阿斯伯格抑郁评定量表(MADRS),实验2采用跨诊断维度的“焦虑-抑郁”和“强迫-侵入思维”量表;3)贝叶斯混合效应模型——通过贝叶斯因子(Bayes Factor)验证零效应可靠性;4)样本队列——实验1纳入93例难治性抑郁症患者(氯胺酮组65人/生理盐水组28人),实验2纳入781人(抗抑郁药83人/iCBT组611人/健康对照组87人)。
实验1:氯胺酮治疗的认知效应
在针对难治性抑郁症的随机对照试验中,氯胺酮展现出快速的抗抑郁效果。如图2C所示,氯胺酮组在24小时后的MADRS评分显著降低(t=-15.65, p<0.001),效果显著优于生理盐水对照组(组间×时间交互作用β=-9.14, p<0.001)。然而,模型基规划指标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故事:尽管任务成功检测到整体模型基学习效应(奖励×转移交互作用β=0.16, p=0.030),但治疗前后均未出现显著变化(奖励×转移×时间交互作用β=-0.12, p=0.10),组间差异也不显著(β=0.03, p=0.708)。
更深入的分析显示,个体层面的抑郁改善程度与模型基规划变化毫无关联(氯胺酮组r=-0.11, p=0.228;生理盐水组r=0.24, p=0.079)。贝叶斯因子分析(BF<0.0001)强有力支持了零假设,表明单次氯胺酮注射虽能快速改善情绪,却无法撼动模型基规划这一认知基石。
实验2:抗抑郁药与iCBT的长期观察
在为期4周的观察性研究中,抗抑郁药和iCBT治疗均显著降低了“焦虑-抑郁”维度得分(抗抑郁药组β=-0.59, p<0.001;iCBT组β=-0.40, p<0.001),而健康对照组保持稳定。但模型基规划再次展现出惊人的稳定性:无论治疗组还是对照组,4周前后均无显著变化(所有p>0.17),且治疗反应与认知改善无相关性(所有r绝对值<0.07)。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成功复现了模型基规划与强迫特质(compulsivity)的跨诊断关联:基线时所有组别均显示,强迫-侵入思维维度得分越高,模型基规划越弱(iCBT组β=-0.05, p=0.002)。这种关联在4周后依然稳定,进一步印证了其特质属性。此外,通过健康对照组计算的任务重测信度达ICC=0.59(p<0.001),排除了测量误差对零结果的干扰。
结论与启示
这项研究通过多维证据链表明,模型基规划是一种对抑郁症治疗不敏感的“特质型”认知指标。三种具有不同作用机制的治疗方式(快速谷氨酸能调节、单胺类神经递质调控、认知行为干预)虽能有效缓解抑郁症状,却均未改变模型基规划能力。这一发现具有三重重要意义:首先,它揭示了抑郁症认知缺陷的异质性——与执行功能等“状态性”认知损伤不同,模型基规划缺陷可能更多表征强迫谱系障碍的核心特征;其次,为治疗个性化提供新思路:临床评估中突出的模型基规划缺陷或可作为鉴别强迫相关共病的重要指标;最后,对认知增强治疗策略提出挑战——单纯缓解抑郁症状未必能改善所有认知维度。
研究的局限性同样值得关注:单次氯胺酮注射可能不足以诱发神经可塑性改变,观察性设计限制因果推断,4周疗程对认知改变的长期效果仍需验证。未来研究可延伸至重复氯胺酮给药、更长疗程干预及多维度认知评估,进一步厘清不同认知域与治疗反应的复杂关系。
正如研究者所言,这项成果为理解“心智导航系统”在精神健康中的角色提供了关键坐标。它提醒我们,在探索抑郁症治疗的道路上,不仅需要关注情绪阴云的消散,更要读懂认知星图中那些永恒闪烁的灯塔——它们或许正是解开治疗抵抗之谜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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