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制度与资本流动的互动：挪威造船业中资本与劳动力的动态循环研究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Exploring labour regime circulation: the dynamic circulation of capital and labour in Norwegian shipyards

本刊推荐：为深化全球生产网络（GPN）中劳动力制度与资本流动的理论整合，研究人员以挪威造船业为案例，引入资本循环与劳动力循环的概念区分，探讨了自1980年代以来船厂如何响应国家与欧盟法规变化，战略性重组生产与用工策略。分析表明，劳动力和资本流动的多尺度制度变迁重塑了循环配置，并引发生产策略与劳动力制度的时间性转变，凸显了循环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核心作用。研究为理解欧盟扩大后的生产网络演变提供了新视角。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今天，资本与劳动力如何跨越国界流动，已成为理解现代产业演变的关键。特别是在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PN）中，企业如何通过灵活调整生产布局与用工策略来应对竞争与规制变化，一直是经济地理学与劳动研究的热点。挪威造船业，作为一个高度依赖出口、面临全球竞争且受宏观经济波动影响显著的行业，为我们观察这一动态过程提供了绝佳的窗口。该行业不仅经历了从本土化生产到跨国离岸外包的深刻转型，还在欧盟东扩后迎来了劳动力结构的颠覆性变化，其发展轨迹生动展现了资本与劳动力循环之间的复杂互动。

为了系统揭示这种互动机制，研究人员在《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上发表了题为“Exploring labour regime circulation: the dynamic circulation of capital and labour in Norwegian shipyards”的研究。该研究基于对49位挪威造船业管理层、工会代表、临时工作机构（Temporary Work Agencies, TWAs）及行业专家的深度访谈，并结合挪威统计局1980-2021年的纵向数据，将挪威造船业的发展划分为四个 distinct 阶段，细致剖析了资本循环（如离岸外包、外国直接投资FDI）与劳动力循环（如劳动力迁移、服务自由流动）如何在不同时期被战略性地组合与重构，以响应国家及欧盟/欧洲经济区（EEA）规制的变迁。

研究发现，挪威造船业的策略演变并非线性过程，而是随着外部规制与市场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在1980-1995年的工业衰退期，船厂主要通过本土外包与分包实现劳动力“再循环”，并初步探索区块生产的跨地域分工。1995-2004年，随着后共产主义国家开放，船厂开始大规模将劳动密集的船体生产离岸至东欧，利用其廉价熟练劳动力，形成了“生产供给冲击”。2004年欧盟东扩后，劳动力循环成为新焦点，波兰等国的“劳动力供给冲击”使船厂能够结合离岸生产的资本循环与本土的跨国劳动力流动（如派遣工人），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然而，2008年集体协议扩展（CA extension）确立行业最低工资后，船厂为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进一步加大了离岸预舾装程度，体现了资本循环对劳动力规制的反制。2014年后，随着油价暴跌、东欧成本优势减弱及COVID-19疫情冲击，资本与劳动力循环的收益递减，船厂面临策略再调整的压力。

本研究的关键技术方法主要包括：1） 对49位利益相关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采用主题编码（thematic coding）进行质性分析；2） 利用挪威统计局构建的1980-2021年造船业纵向数据集，进行趋势比较；3） 通过历史档案与行业报告进行资料三角验证（source triangulation），确保分析效度。

5.1 1980-1995：工业衰退、理性化与再循环

这一时期，挪威造船业在全球化产能过剩与石油危机冲击下深度衰退。船厂通过将生产活动外包给子公司或外部承包商，缩减核心劳动力，实现劳动力的“伪循环”（pseudo-circulation）——工人在同一地点从事相同工作，但雇佣关系转为分包。同时，生产策略上开始从外部船厂采购区块甚至完整船体，初步形成地理分工。这一阶段的策略核心是提升数值与功能灵活性，但导致劳动力日益割裂化（segmentation）。

5.2 1995-2004：跨国跃迁

随着后共产主义国家经济转型，挪威船厂开始将船体生产大规模离岸至波兰、罗马尼亚等国，通过垂直整合、战略合作或市场招标等方式，利用其廉价熟练劳动力。这一“后共产主义路径”带来了“生产供给冲击”，使挪威船厂在不进行大规模本土投资的情况下，通过资本循环（生产流动性）显著降低成本、提升产能。此阶段劳动力循环仍以本土北欧工人为主，但分包比例持续上升。

5.3 2004-2014：利用劳动力供给冲击

欧盟东扩后，挪威迎来东欧劳动力迁移潮，年度 arrivals 从2001年的204人激增至2011年的19,375人。船厂迅速将跨国劳动力循环（派遣工人、劳务迁移）与既有资本循环结合，在 offshore 船舶市场繁荣期快速 scaling up。然而，初期劳动力招募混乱、技能参差，甚至出现时薪低至30挪威克朗（约3欧元）的社会倾销现象。2008年，挪威关税委员会扩展（extension）金属行业集体协议，为整个造船业设立 de facto 最低工资，迫使船厂与TWAs重组用工策略（如设立本土分支以规避差旅住宿补偿TBL）。作为反制，船厂进一步增加离岸预舾装，将更多生产环节移出挪威。

5.4 2014-2024：市场扰动与循环收益递减

油价暴跌、疫情冲击与东欧经济趋同导致循环策略收益下降。东欧工资上涨、失业率降低削弱了成本优势，而挪威克朗走弱进一步减少了迁移激励。船厂在核心蓝领劳动力招募上愈发依赖东欧工人，初期“核心-边缘”二元化模式逐渐消解。同时，船厂尝试将生产转向土耳其等地，但长距离运输不利。近期挪威国防投资计划可能为行业提供稳定性，但本土生产份额仍存疑问。

研究结论强调，资本循环与劳动力循环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互塑造、动态关联。规制变化（如欧盟单一市场自由、集体协议扩展）会触发资本与劳动力的重新配置，而企业的“空间修复”（spatial fix）策略具有时效性，会随成本优势与规制空隙的变动而失效。挪威造船业的案例表明，项目化生产（project-based production）行业对资本与劳动力循环的依赖尤为显著，其灵活化策略在应对市场波动的同时，也带来了劳动力制度的分化与重构。这一分析不仅深化了劳动力制度研究中对“循环” sphere 的理解，也为探讨多尺度规制下全球生产网络的演变提供了重要启示。未来研究需进一步关注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与劳动者能动性（labour agency）如何影响网络中的循环过程，以及不同生产 sphere 间的联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