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民主能否促进政治平等？瑞士政策响应性中的收入与教育差异研究

《Socio-Economic Review》：Unequal responsiveness and direct democracy

本刊推荐：为解决政策响应性向富裕和高等教育群体倾斜的不平等问题，研究人员以瑞士（全球直接民主制度最强的国家）为案例，开展政策响应性研究。通过构建1972-2017年间399个调查问题的原创数据集，发现直接民主议程设置比代议民主更平等，全民公投带来的现状偏见对各群体影响均等，但政策结果仍向高收入和高教育群体倾斜。这项研究对理解民主制度的平等性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在现代民主制度中，一个核心原则是所有公民都应拥有平等影响公共政策的机会。然而，大量研究表明这一理想远未实现。从美国到多个欧洲国家的研究一致发现，富裕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个人对政策结果的影响力远超过那些收入或教育水平一般或较低的公民。这种政治响应性的持续不平等对民主的平等承诺构成挑战，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缓解这种不平等？

在这种背景下，直接民主制度被视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支持者认为，直接民主可以通过让选民直接参与政治决策，绕过可能存在社会经济偏见的代议机构，从而减少不平等。但反对观点指出，直接民主在实践中可能成为精英工具，甚至加剧政治不平等，因为组织竞选需要大量资源，而参与成本较高可能使资源较少的公民望而却步。

为了厘清这一争论，曼努埃尔·瓦格纳在《Socio-Economic Review》上发表的这项研究选择了瑞士作为研究案例。瑞士是研究直接民主对政治不平等影响的理想案例，因为它拥有世界上最强大、最制度化的国家层面直接民主制度。瑞士公民可以使用三种关键的直接民主工具：人民倡议、选择性公投和强制性公投。1971年至2020年间，瑞士平均每年有4.9项人民倡议和8.3次全国公投，直接民主"极大地构建甚至主导了公共政治生活"。

研究通过构建原创数据集，包含1972年至2017年间399个调查问题，采用由Martin Gilens开创的方法，将公民偏好与后续政策联系起来，并扩展这一方法以分析议程设置动态。研究使用嵌套自举法（nested bootstrapping）处理估计不确定性，确保结果稳健可靠。

研究主要技术方法包括：1）基于Gilens方法的政策响应性测量，通过全国代表性调查收集具体政策偏好的数据；2）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收入和教育群体的议程设置响应性；3）逻辑回归模型分析政策变化的决定因素；4）通过比较已实施和未实施政策提案的平均支持率来评估现状偏见（status-quo bias）的影响。

4.1 议程设置的响应性

分析发现，瑞士仅有约16%的问题在调查后四年内被提上议程，但直接民主和代议民主渠道的议程设置分布几乎相等。多分类逻辑回归结果显示，代议民主议程设置明显更响应富裕和高等教育群体的偏好。当控制其他群体偏好时，只有高收入和高教育群体的偏好对代议民主议程设置有独立显著影响。

相反，直接民主议程设置则更响应中等收入和中等教育群体的偏好。当控制其他群体偏好时，只有中等收入群体对直接民主议程设置有独立显著影响。图1清晰显示，随着高收入群体支持率相对于中等收入群体增加，直接民主议程设置的概率下降，而代议民主议程设置的概率上升。

进一步分析特定支持条件下的议程设置率发现，富裕和高等教育群体更支持的政策更可能通过代议民主渠道解决，而普通公民更支持的政策更可能通过人民倡议出现在议程上。这些结果表明，人民倡议确实将政治议程推向中等收入和教育水平公民的偏好，从而补偿了代议民主议程设置中的财富和教育偏见。

4.2 偏好与政策的关系及现状偏见

与类似研究相比，瑞士政策提案的实施率极低（仅10%），这可能是直接民主引入公众作为额外否决玩家的结果。图2显示，绝大多数政策变化得到高收入和高教育群体中超过50%人的支持，表明不受欢迎的政策变化在瑞士更可能被否决。

关于现状偏见的影响，图3显示未实施提案的支持率在所有四个群体中几乎相同（41%-42%之间）。这与瑞典的发现形成鲜明对比，表明政策缺乏变化同样符合富裕和普通公民的偏好，现状偏见在瑞士平等地惠及所有群体。

4.3 政策变化的响应性

尽管直接民主机制有一定平等化效果，但整体政策响应性分析仍显示不平等模式。逻辑回归模型表明，当控制其他群体偏好时，只有富裕和高等教育群体的偏好对政策变化有独立显著影响。

图4显示，对于高平均支持率的提案，群体间的相对差异变得非常重要。当高收入群体支持率比中等收入群体高十个百分点时，政策变化的概率从11%上升到54%。不同偏好条件下的政策变化率分析也一致显示，高收入和高教育群体更支持的政策实施率更高。

5. 讨论与结论

研究表明，直接民主有减少不平等响应性的潜力，但即使在直接民主制度最强的瑞士，政策响应性仍然不平等。可能的原因包括：首先，瑞士大多数决策仍通过代议民主渠道做出，而这一渠道明显偏向经济和教育精英；其次，直接民主的决策功能可能不如其议程设置功能平等，精英可能更多通过公投前的竞选而非发起倡议来施加影响。

研究结果与Persson对瑞典的分析形成有趣对比。两国都发现高收入和高教育公民对政策有不成比例的影响，但潜在机制不同。Persson发现瑞典代议民主议程设置没有差异响应性，且现状偏见明显偏向富人。这表明可能需要结合有利条件（如瑞典的平等结构条件）和直接民主制度，才能最接近实现经济和教育群体间的平等政策响应性。

这项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于揭示了直接民主制度对政治平等的复杂影响。虽然直接民主议程设置更为平等，且公众的否决权消除了富裕群体的超级否决权，但精英仍然在决定哪些相对受欢迎的政策提案能够通过立法过程中拥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这一发现对理解民主制度的运作机制以及设计更平等政治制度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