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Supply Chain Disruptions and Need for Resilience: SMEs Direct/Indirect Exporting and Rapid Internat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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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小体量”SME在断链潮中如何迅速出海这一难题，作者整合动态能力视角与制度理论，对23国2484家SMEs实证发现：直接出口显著提升国际化速度，但腐败、非正规竞争与政治不稳定会削弱该效应。研究为供应链韧性(SCR)与SME国际化速度文献注入情境化证据，提示管理者在动荡期重估“直销”价值。
2020年初，当全球海运价格飙升、港口封闭、中间商坐地起价，许多依赖间接出口的中小制造企业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断链”中最脆弱的一环。传统观点认为，资源匮乏的中小企业(SMEs)应借助外贸公司、分销商等中介“借船出海”，以节省海外营销与合规成本；然而疫情冲击下，中介提价20%–40%、延迟交货、信息隐瞒等现象频发，反而放大了SME的“小之债”(liability of smallness)。面对新一轮地缘政治、公共卫生与气候危机叠加的“常态性 disruptions”，SME究竟该继续依赖“中间商”还是亲自“下水”？不同出口模式如何影响其在风暴中的扩张节奏？更为关键的是，母国制度阴影——腐败、地下工厂、政局动荡——会不会让“直接出口”这一看似更韧性的选择反而成为沉重枷锁？这些问题不仅牵动百万中小企业的生存，也考验着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微观基石。
为回答上述疑问，Timothy Kiessling、Marina Dabi?等五位学者利用世界银行2020年COVID-19快速追踪调查与2018/2019企业调查(WBES)配对数据，构建覆盖23国、2484家出口型SME的跨国样本，首次将“组织韧性”(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与“国际化速度”(internationalization speed)同时纳入供应链中断情境，检验出口模式(直接vs.间接)的因果效应，并引入母国非正式制度三维度——腐败、非正规竞争、政治不稳定——作为调节变量。论文最终发表于2025年《IEEE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Management》第72卷。
研究采用三大关键技术：①两期差分速度测度：以COVID-19前后“出口强度变化率”(ΔExport Intensity/Δt)量化国际化速度；②多元层级回归(OLS)：在控制企业规模、年龄、绩效、CEO经验、集团隶属、国家治理质量等混杂因素后，估计直接出口强度对速度的净效应；③Heckman两阶段自选择纠偏：用Probit模型先估计“报告出口强度”概率，再以逆米尔斯比(IMR)修正样本截断偏误，确保结论稳健。
研究结果
1. 主效应：直接出口显著提升国际化速度
在COVID-19中断期，直接出口强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SME年度出口强度增速提高0.061个百分点(β=6.100，p<0.01)。对平均增速2.44%的样本而言，10个百分点的直接出口差异即可带来约0.6个百分点的额外增速，经济显著性明显。
2. 腐败的负向调节
当母国腐败被感知为“更严重障碍”时，直接出口的加速效应被显著削弱(交互项β=?2.553，p<0.05)。在直接出口均值水平(68.8%)，腐败感知每上升1级(0–4量表)，国际化速度下降1.74个百分点。机制在于腐败抬高通关、运输与许可证的隐性成本，直接出口SME需独自承担“被卡脖子”风险。
3. 非正规竞争的负向调节
非正规竞争感知越高，直接出口对速度的边际收益越低(交互项β=?3.650，p<0.01)。地下工厂通过中介出口规避税收与监管，压低报价，迫使正规SME要么降价损失利润，要么额外承担合规与公关成本，从而降低其快速扩张能力。
4. 政治不稳定的负向调节
政治动荡感知每提高1级，直接出口带来的速度优势减少2.63个百分点(交互项β=?3.827，p<0.01)。政局不稳抬高资本成本，削弱政府支持，直接出口商因需独立获取信贷、保险与物流资源而首当其冲。
5. 稳健性：多种度规与样本均一致
作者以“主要采用直接出口”虚拟变量、欧洲子样本、出口强度高低分组、国家层面标准化感知变量等反复检验，结论方向与显著性均未改变，证实结果稳健。
结论与讨论
文章首次用大规模跨国数据验证：在供应链中断这一“压力测试”中，直接出口模式赋予SME更高的供应链可控性与动态调整能力，从而加快国际化扩张；然而母国制度缺陷会像“摩擦力”一样消耗这种优势。研究将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ies)理论与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嫁接于SME国际化与供应链韧性交叉领域，拓展了“速度”研究的边界，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双重启示：一方面应通过数字化通关、出口信贷与保险等制度供给，降低SME直接出口的固定与可变成本；另一方面需压缩腐败空间、规范非正规经济、维护政治稳定，才能放大“直接出海”的韧性红利。对于管理者而言，疫情不是“一次性”黑天鹅，中断已成常态——与其被动承受中介提价，不如主动投资直销能力，并通过战略联盟、金融对冲与本地化合规网络，化解制度性障碍，把“小”变成“快”与“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