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运动成瘾的认识及运动动机态度：一项横断面研究

《Frontiers in Sports and Active Living》：Awareness of exercise addiction and exercise motivation attitude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本研究针对土耳其成年人群，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分析运动动机与运动成瘾意识的关系，并探讨性别、教育水平、活动频率等人口学因素的影响。结果显示，健康导向（PPH）和外观导向（PAH）的动机与成瘾意识呈正相关，而负面态度（NAT）无显著关联。教育水平与运动动机和意识呈非单调关系，活动频率越高，意识越强。建议预防策略应强化健康导向动机，并针对不同人口群体制定干预措施。

　　
本研究以土耳其成年人为样本，系统探讨了运动动机与运动成瘾意识的关联性及其受人口学特征的影响。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通过标准化量表对415名受试者的运动动机类型、成瘾意识水平及人口学特征进行测量，并运用统计学方法分析变量间的关联模式。

在测量工具方面，研究整合了运动动机态度量表（EMAS）和运动成瘾意识量表（AFEAS）。EMAS量表包含三个维度：负面态度与思维（NAT）、健康积极视角（PPH）和身体形象与健康关注（PAH），共20个项目。AFEAS量表则从情绪影响（AEE）、社交影响（AES）和总体意识（GA）三个维度构建，共15个项目。这种多维度的评估体系突破了传统成瘾诊断的单一症状关注，更侧重于成瘾风险的认知层面的评估。

研究发现，整体运动动机与成瘾意识呈显著正相关（r=0.36），但不同动机维度与成瘾意识的关联存在显著差异。健康导向型动机（PPH）和身体形象关注型动机（PAH）与成瘾意识存在中等强度正相关（r=0.40和0.39），而负面态度与思维（NAT）维度则未显示显著关联。这种差异提示，具有健康或外貌驱动动机的个体更倾向于关注运动行为的潜在风险，这与自我决定理论中的自主调节机制相吻合。

人口学特征分析显示教育水平对研究结果具有调节作用。本科教育群体在运动动机（总α=0.91）和成瘾意识（总α=0.90）方面均显著高于其他教育层次群体，形成非单调分布特征。这一现象可能与高等教育阶段特有的资源获取优势（如校园体育设施使用率）、同伴影响效应（体育社团参与度）以及健康知识获取渠道（学术讲座、健康宣传）相关。但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生群体成瘾意识水平最低，这可能与高强度学业压力导致的运动时间压缩或动机转向学术成就有关。

运动频率的调节效应同样值得关注。每周运动1-2天群体成瘾意识得分最高（F=8.10, p<0.001），而每周运动5天以上群体运动动机强度最强（F=9.91, p<0.001）。这种倒U型分布提示，适度的规律性运动（每周1-2次）可能更易引发风险意识的觉醒，而高强度运动群体可能因行为固化而降低风险感知。这种差异可能源于不同运动频率带来的认知刺激：低频运动者更容易注意运动行为的社会影响（AES维度得分最高），而高频运动者则更关注运动带来的生理效益（PPH维度得分最高）。

性别差异分析显示女性在负面态度维度（NAT）得分显著高于男性（p<0.05），这与社会文化对女性身体形象的关注度较高有关。但整体成瘾意识水平未显示性别差异，男性在社交影响维度（AES）得分略高，可能反映其在团队运动中的角色定位更强调社交功能。这种性别特异性差异提示，运动成瘾风险的认知评估需考虑性别化社会期待对心理机制的塑造作用。

年龄因素分析发现，NAT维度得分与年龄呈显著负相关（r=-0.17, p<0.01），表明年龄增长有助于改善负面运动认知。这种年龄效应可能源于自我调节能力的成熟发展，以及从外在动机向内在动机的转化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该效应在成瘾意识的其他维度未显示显著关联，提示年龄对运动心理机制的调节具有选择性。

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动机维度间的复杂关联模式。PPH维度与成瘾意识各子维度均呈现显著正相关（AEE:r=0.32, AES:r=0.25, GA:r=0.28），而PAH维度与AEE（情绪影响）存在中等关联（r=0.38）。这种关联结构表明，健康导向型动机不仅促进运动参与，还通过增强情绪觉察能力间接提升成瘾风险认知。而身体形象关注型动机则更侧重于生理结果的感知，其与社交影响的关联较弱。

在实践应用层面，研究提出"双轨干预"策略：对于健康导向型群体（PPH），应强化运动对心理健康的长远价值，建立运动与生活质量的正向联结；对于身体形象驱动型群体（PAH），需重点提升风险意识教育，特别是外貌焦虑的转化机制。教育水平调节效应提示，高校健康教育应包含动机类型识别模块，针对本科生群体可设计运动-学业平衡工作坊，而对研究生群体则需关注其运动时间管理能力。

研究局限性主要体现为样本的同质性和测量工具的本土化验证问题。虽然研究通过反向计分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确保了量表的结构效度（CFI=0.96, RMSEA=0.08），但在线方便抽样导致样本偏向年轻、高教育水平群体。此外，未考虑运动类型（团队/个人）、运动强度（心率区间）等行为学特征，未来研究可引入客观运动监测设备数据，结合心率变异性等生理指标，构建立体化评估模型。

该研究为运动心理学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成瘾意识不仅是风险预警指标，更是动机系统的调节变量。当个体将运动动机从外在评价转向内在价值实现时，其风险认知水平呈现非线性增长，这种关联模式在土耳其文化语境下具有普适性。建议后续研究采用混合方法，通过纵向追踪（如间隔6个月）和情境实验（如模拟运动过载场景），验证动机-意识转化机制的具体作用路径。

在公共卫生实践层面，研究结果为分层干预提供了科学依据。针对低运动频率群体（<1次/周），应重点培养运动兴趣而非强度；对中高频率群体（≥3次/周），需建立定期风险筛查机制。教育机构可开发"动机-意识"联动课程，将运动心理学知识嵌入体育健康教育体系，特别强化对健康目标与风险认知的关联性教育。企业健康管理可借鉴这一模式，针对久坐员工设计包含动机评估和成瘾意识教育的工间操课程。

该研究对运动成瘾预防具有三重启示：首先，建立动机类型评估体系，区分健康导向型与风险型群体；其次，开发文化适配的干预工具，如针对土耳其青年文化设计的社交媒体风险警示程序；最后，构建"预防-筛查-干预"三级网络，在社区体育中心设立成瘾意识快速测评点，为高风险个体提供定向辅导。这些策略的实施需要跨学科合作，整合运动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运动健康管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