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经济核算新框架：2000-2020年数字供给使用表与投入产出表的编制与应用

《Scientific Data》：Digital supply, use, and input-output tables for China from 2000 to 2020

本研究针对数字经济在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中"隐形化"的难题，基于OECD框架和中国国家统计局《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首次编制了2000-2020年中国数字供给使用表(SUTs)和投入产出表(IOTs)。研究创新性地将94个产品部门区分为数字产品、数字化常规产品和非数字化常规产品三类，建立了包含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双重维度的核算体系。该数据集为量化数字经济GDP贡献、追踪数字化环境足迹等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数据库，方法论还可推广至其他国家数字SUTs和IOTs的编制。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从智能制造的机器人手臂到指尖轻点的在线支付，数字技术已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的每个角落。然而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是：这些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活动，在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中往往"看不见摸不着"。由于缺乏统一的统计框架，数字经济的真实规模、结构及其对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影响难以被准确衡量，这极大限制了对数字经济贡献度、数字化碳足迹等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

为破解这一难题，由田凯伦领衔的研究团队在《Scientific Data》上发表了题为"Digital supply, use, and input-output tables for China from 2000 to 2020"的重要研究成果。该研究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字供给使用表概念框架和中国国家统计局(NBS)的数字经济分类标准，首次构建了中国2000-2020年间的数字供给使用表(SUTs)和投入产出表(IOTs)系列数据集。这项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数字经济核算体系的数据空白，更为量化数字经济的全面影响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研究团队采用的关键技术方法主要包括：基于比例分配法(Proportional Allocation Method)从常规产品中分离数字产品；运用行业技术假定(Industry Technology Assumption)推导数字行业的投入结构；通过增长核算框架结合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分解数字增加值的替代效应和协同效应；利用中国海关8位HS编码贸易数据区分数字产品进出口；最终通过标准化流程将数字SUTs转换为对称型投入产出表。

数字SUTs和IOTs的编制框架

研究创新性地提出了三层次部门分类体系：数字产品/行业（代表数字产业化）、数字化常规产品/行业（反映产业数字化）以及非数字化常规产品/行业。这一框架清晰界定了纯数字活动、数字化增强活动和传统经济活动之间的界限。编制过程采用五步法：首先在标准SUTs中区分14类数字产品；接着建立数字产品与数字行业的一一对应关系；然后计算各常规行业的数字化程度以区分数字化常规行业；进而区分数字化常规产品；最后将数字SUTs转换为对称型数字IOTs。

数字产品的识别与分离

在常规供给使用表中，数字产品往往与非数字产品混合记录在同一产品行中。研究团队依据《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确定了14类数字产品，包括"计算机、通信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智能装备""信息基础设施建筑"等。对于完全数字化的三个行业（计算机通信设备、电信广播电视卫星传输、计算机编程和信息服务），直接将其归类为数字产品；对于其他部门，则利用营业收入比例、电子支付占比等指标，采用比例分配法从相应常规部门中分离出新的数字产品。

数字增加值的核算方法

数字增加值源于信息通信技术(ICT)资产通过替代效应和协同效应创造的价值。研究团队通过测量ICT资本服务、非ICT资本服务和劳动投入的数量与价格，采用增长核算框架量化ICT资产的替代效应，再结合双向固定效应回归评估协同效应，最终计算出各行业的数字增加值。这一创新方法使得数字经济对总价值的贡献得以显性化。

数据集的验证与应用价值

由于这是首次编制中国数字SUTs，缺乏基准表进行直接比较，研究团队通过将测算的数字经济增加值与现有研究进行交叉验证来确保数据可靠性。结果显示，2000-2020年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从6.3%上升至25.8%，这一趋势与数字经济发展实际相符。与许宪春和张美慧、蔡跃洲和牛柯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CAICT)的估算相比，本研究的核算范围与国家统计局标准完全一致，结果具有良好可比性。

该数据集具有多重应用价值：支持通过显性区分数字行业和常规行业数字化来测算数字经济规模；支持对中国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过去二十年的全面分析；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重要的国民经济核算工具。更广泛地，该数据集还可通过与相应的环境卫星账户结合，拓展至数字经济相关环境问题研究。

研究建立的编制方法框架具备向其他国家和全球数据集推广的潜力，只要获得必要数据，即可用于编制相应的数字SUTs和IOTs。这一创新性工作不仅完善了数字经济统计核算体系，为衡量数字经济规模和开展相关定量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也对全球范围内的数字经济核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随着数字技术的持续革新和经济模式的深刻变革，此类基础性数据库将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为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理解数字化时代的经济规律提供不可或缺的分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