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在儿科医疗纠纷中的角色：妥协、强制与延迟对儿童最佳利益决策的影响

《Medical Law Review》：Compromise, coercion, and delay: best interests decision-making in mediation of paediatric medical treatment disputes

本文针对儿科医疗决策纠纷中调解机制的应用展开研究，探讨了调解是否能够有效保障儿童的最佳利益。研究人员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调解过程中存在的妥协、延迟和强制等问题，指出调解虽能改善沟通，但需警惕延迟对儿童利益的潜在损害，为医疗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儿科医疗领域，当医疗专业人员与患儿家属就治疗方案产生严重分歧时，往往陷入情感激烈、关系紧张的困境。传统的解决途径是诉诸法庭，由法官依据“儿童最佳利益”原则作出裁决。然而，诉讼过程本身具有对抗性、耗时且成本高昂，可能对本已承受巨大压力的家庭造成二次伤害，也不利于维持医患之间必要的合作关系。近年来，调解作为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被引入此类争议，其核心是由中立的第三方调解员协助双方沟通，寻求共识。支持者认为，调解过程更具支持性，能更好地维护关系；但反对者则担忧，在涉及生命健康的关键决策上，调解的保密性、潜在的权力失衡以及可能导致的决策延迟，是否会反而损害儿童的核心权益。特别是近年来一些备受关注的案件，如Charlie Gard案，更是将公众的视线聚焦于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化需求上。在此背景下，厘清调解在儿科医疗决策纠纷中的实际作用、潜在风险及其对“儿童最佳利益”这一根本原则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且紧迫。

为了深入探究这一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定性实证研究。该研究主要依赖于对30位具有相关经验的专业人士进行的半结构化访谈。受访者包括医疗专业人员（例如儿科重症监护顾问）、调解员、律师、医院牧师以及极少数家庭成员（一名母亲）和家庭支持者。研究采用了有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法进行招募，并获得了英国卫生研究局的伦理批准。访谈内容经过主题分析，重点聚焦于与“最佳利益”相关的三个核心主题：妥协、延迟和强制。

研究发现，调解在儿科医疗纠纷中的应用并未普遍导致对儿童最佳利益的妥协。尽管有参与者担心调解可能迫使临床团队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但实际数据表明，无论是从参与者的主观感受，还是参照法院在类似案件中的可能判决倾向来看，达成的协议均未显示出损害儿童利益的迹象。相反，各方，包括调解员，在过程中都高度关注儿童的利益。例如，调解员会通过让参与者谈论孩子、展示孩子照片等方式，将讨论焦点始终集中在孩子身上。唯一的家庭成员受访者（Lola）尽管最初坚决反对撤除生命支持，但在调解后同意了该方案，并认为这一决定是基于对孩子利益的考量，且调解过程本身对她产生了积极的心理支持作用。

然而，研究确实揭示了调解可能带来显著的延迟问题。在一些案例中，尝试调解的过程，包括安排时间、协调各方日程、进行会议等，可能将争议解决时间延长数周甚至数月（如一个案例中延迟了18个月）。这种延迟是否损害儿童最佳利益，取决于具体情境。对于需要立即做出生命攸关决策的情况（如拒绝输血），延迟显然是危险的。即使在关于撤除治疗的争议中，延长生命支持时间虽然可能被家属视为获得了更多陪伴时间，但从医疗角度看，可能意味着延长了患者的痛苦或无意义的生命状态。法院在近年的一些判例中也对因调解造成的过度延迟提出了批评。因此，研究人员指出，在决定是否采用调解时，必须审慎权衡延迟风险与潜在收益（如改善沟通、达成部分协议），并且调解的时间安排必须优先考虑患儿的需求。

关于强制或压力，研究发现了两种类型。一是结果强制，即担心家庭在权力失衡下被迫接受不利于孩子的协议。但数据显示，这种担忧可能被夸大。家庭成员Lola的经历表明，调解更可能通过改善理解和沟通来说服各方，而非强制。她将同意撤疗归因于调解员的公正与沟通技巧。同时，有参与者指出，随着互联网普及，家属更容易获取信息，医患之间的权力差距正在缩小。二是程序强制，即医疗专业人员感到来自法院或机构的压力，被迫参与他们认为徒劳的调解。一些临床医生表示，他们觉得法院期望他们在诉诸法庭前先尝试调解，这有时导致他们在明知无效的情况下仍进行调解，从而造成不必要的延迟。这表明，调解不应成为所有纠纷的默认选项，其适用性需根据个案情况仔细评估。

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表明，调解可以作为解决儿科医疗决策纠纷的一种有益工具，其价值在于促进沟通、改善理解和关系，甚至在部分案件中帮助家庭接受艰难的决定。关键发现是，调解的主要风险并非此前广泛担忧的对儿童最佳利益的妥协，而是决策过程的延迟。因此，成功运用调解的关键在于谨慎选择适合的案件（确保各方有达成协议的开放性），并严格控制调解进程，避免因不必要的延迟而损害儿童的福祉。这项发表在《Medical Law Review》上的研究，为医疗实践、法律实务以及相关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关于如何更有效、更合乎伦理地运用调解机制的重要见解，强调了在追求协议的同时，必须将儿童的最佳利益置于核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