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边缘化城郊社区中人-动物-土壤界面肠道寄生虫的“一体健康”调查:蛔虫属(Ascaris spp.)作为关键桥梁寄生虫的发现
《Discover Public Health》:One health investigation of enteric parasites at the human–animal–soil interface in a marginalized peri-urban Philippin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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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1月30日
来源:Discover Public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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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针对菲律宾圣马特奥市西蒂奥伊巴约社区人畜共患肠道寄生虫传播风险,通过跨域(人类、动物、土壤)寄生虫检测,发现蛔虫属(Ascaris spp.)是人类、动物与环境间的核心“桥梁寄生虫”。研究人员采用直接涂片、Kato-Katz、FLOTAC浮聚法等技术,证实该社区存在持续的寄生虫环境污染与暴露风险,强调需通过“一体健康(One Health)”策略(如协同驱虫、环境管理)阻断传播链,为类似城郊社区的寄生虫防控提供关键依据。
在菲律宾圣马特奥市一个名为西蒂奥伊巴约的边缘化城郊社区,人类、家畜与环境之间紧密共存,却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和兽医服务。这种密切的互动使得肠道寄生虫的传播风险持续存在,尤其是土壤传播蠕虫(Soil-Transmitted Helminths, STH)感染,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尽管菲律宾政府实施了长达数十年的学校儿童大规模驱虫(Mass Drug Administration, MDA)计划,全国学龄儿童的STH感染率仍高达28.4%,远高于世界卫生组织(WHO)设定的低于20%的目标。在这一背景下,理解寄生虫如何在人、动物和土壤之间循环传播,对于设计有效的干预措施至关重要。
为了揭示这一复杂界面的寄生虫传播动态,Cuevas等研究人员在《Discover Public Health》上发表了一项题为“One health investigation of enteric parasites at the human-animal-soil interface in a marginalized peri-urban Philippine community”的研究。该研究通过同步采集人类、伴侣动物(狗、猫)、家畜(鸡)及反刍动物(水牛、牛、山羊)的粪便样本,并结合高风险区域(如住宅庭院、儿童游乐场)的土壤样本,系统评估了肠道寄生虫的分布情况。
研究团队运用了多项关键技术:针对动物和人类粪便,采用直接涂片法、Kato-Katz厚涂片法以及mini-和fill-FLOTAC浮聚技术进行寄生虫卵和包囊的富集与检测;对于土壤样本,则通过蔗糖浮选法(比重1.20)分离寄生虫卵。所有寄生虫的鉴定均基于形态学特征(如虫卵大小、形状),并通过三名研究人员独立判读后达成一致性确认(inter-rater agreement),确保结果的可靠性。样本来源于菲律宾黎刹省圣马特奥市西蒂奥伊巴约社区的本地居民、家养动物及环境现场。
在动物宿主中,狗显示出最高的寄生虫多样性,钩虫(Ancylostoma spp.)感染率高达63.9%,鞭虫(Trichuris spp.)为33.8%。反刍动物(水牛、牛、山羊)则普遍感染艾美球虫(Eimeria spp.),感染率均超过77%。鸡群中亦检出艾美球虫(48.28%)和膜壳绦虫(Hymenolepis spp.,17.24%)。值得注意的是,狗粪便中意外检出蛔虫属(Ascaris spp.)虫卵,感染率达22.56%,提示狗可能通过摄入人类粪便或污染土壤成为蛔虫机械性传播的载体。
尽管人类样本回收率较低(仅41份,占目标样本量的11.38%),结果仍显示蛔虫属是主要人类病原体,总感染率为56%,其中儿童感染率高达70%。钩虫和鞭虫感染率较低(均约7%),而溶组织内阿米巴(Entamoeba spp.)的检出率极低。这一结果凸显了儿童作为脆弱群体的高风险性,以及蛔虫在社区中的主导地位。
土壤样本(n=28)中,蛔虫卵检出率最高(21.43%),尤其在住宅区(21.05%)和游乐场(25.00%)污染严重。钩虫和弓蛔虫(Toxocara spp.)的检出率分别为7.14%和3.57%,其中开放放牧区的钩虫卵密度最高(3.00 epg)。土壤数据证实了环境作为寄生虫传播中介的关键角色。
通过弦图(chord diagram)分析,蛔虫属被确定为连接人类、动物和土壤的“一体健康桥梁寄生虫”。其在人类(56.1%)、动物(11.53%)和土壤(21.43%)中的同步存在,表明该寄生虫在社区中形成了稳定的跨物种传播循环。其他如钩虫、鞭虫和弓蛔虫虽在动物中高发,但人类感染率较低,其 zoonotic potential(人畜共患潜力)仍需分子水平进一步验证。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在于揭示了蛔虫属在边缘化城郊环境中的中心传播地位。狗粪便中检出蛔虫卵可能反映 pseudoparasitism(假性寄生)或真实感染,需通过分子技术(如区分猪蛔虫 Ascaris suum 和人蛔虫 Ascaris lumbricoides)进一步明确。此外,动物宿主中高流行的钩虫、弓蛔虫等虽具人畜共患潜力,但当前数据尚不能证实活跃的人畜间传播。
从公共卫生视角,西蒂奥伊巴约社区可作为寄生虫监测的哨点(sentinel site),其结果强调需采取“一体健康”综合策略:同步开展人类和动物驱虫、改善卫生设施(如粪便无害化处理)、加强社区健康教育。尤其需关注儿童群体和动物管理(如限制犬类自由活动),以切断蛔虫等关键寄生虫的传播链。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人类样本量不足、依赖形态学鉴定无法进行物种区分,以及土壤采样的非随机性。未来研究应结合分子流行病学方法,纵向追踪寄生虫传播动态,从而更精准地指导干预措施。尽管如此,该项工作为类似生态环境中的寄生虫防控提供了关键科学依据,凸显了跨学科合作在解决人畜共患疾病中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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