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儿科超说明书用药现状调查：机构专业化与数字化监管的关键作用

《European Journal of Pediatrics》：Off-label prescribing in Italian pediatric practice: insights from a nationwide survey

本刊推荐：为解决意大利儿科超说明书用药（off-label prescribing）监管缺失问题，研究人员开展全国性横断面调查，发现超说明书用药普遍且与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存在强关联，数字化追踪系统与临床研究单元（CTRU）可显著提升合规性，为完善儿科药物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在儿科医疗领域，药物使用始终面临着一个严峻挑战：许多药物缺乏针对儿童年龄段的特定剂型和临床研究数据。由于儿童独特的生理特征会影响药物代谢、疗效和安全性，医生们常常不得不依赖成人批准的药物，根据临床经验和文献调整剂量和适应症。这种超说明书用药（off-label prescribing）现象在全球儿科医学中日益普遍，尤其在罕见病治疗中更为突出——约70%的罕见病影响儿童，其中95%缺乏获批疗法，30%的患病儿童在五岁前夭折。

尽管欧盟2007年颁布的《儿科药物管理条例》旨在促进儿科药物研发，但超说明书用药仍广泛存在。意大利的情况尤为突出，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显示其儿科超说明书用药比例高达50.13%，居欧洲首位。意大利法律虽允许在特定条件下使用超说明书药物（如Law 648/98），但医疗机构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显著差异，缺乏统一标准。在此背景下，由Anna Arbo领衔的研究团队通过意大利儿科临床试验网络（INCiPiT）开展了全国性调查，旨在揭示意大利医院管理儿科超说明书用药的现状，相关成果发表于《European Journal of Pediatrics》。

研究团队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通过意大利医疗卫生企业联合会（FIASO）向全国176家医疗机构发放在线问卷，最终回收50份有效回复。问卷包含17个条目，涵盖机构特征和超说明书用药管理实践两大维度，采用Google在线表单工具确保匿名性。数据分析采用卡方检验、Wilcoxon-Mann-Whitney检验等多种统计方法，并建立逻辑回归模型探究同情用药（compassionate use）与超说明书用药的关联。

研究发现，参与机构的规模普遍较小，72%的年儿科住院量低于5000人次，66%的儿科床位少于50张。然而，这些机构中68%设有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或新生儿特殊护理单元（NSCU），72%配备临床试验与研究单元（CTRU）。超说明书用药现象十分普遍，44%的机构年处方量为50-100次，22%高达100-500次，但令人担忧的是24%的机构对此数据一无所知。

超说明书用药的主要原因集中在治疗适应症和年龄（70%），主要应用领域为肿瘤血液科和新生儿科（各占36%）。在管理机制方面，84%的机构由药房单独或联合其他部门负责超说明书用药管理，但32%仍采用纯纸质记录系统，其中不乏年处方量超过500次的大型机构。

同情用药与超说明书用药的关联分析显示，配备NICU（OR=4.67）和CTRU（OR=4.14）的机构获得同情用药批准的概率显著更高。当同情用药申请被拒后，NICU中超说明书用药频率增加达50%（RRR=7.50）。值得注意的是，若完全无法获得同情用药，超说明书用药几率反而大幅降低（OR=0.03），表明监管壁垒对医生行为产生直接影响。

运营流程与合规挑战方面，70%的机构声称拥有超说明书用药管理规程，但26%未能完全执行。存在正式规程的机构更倾向于进行成本监控（p<0.001），而采用CTRU或评估委员会的机构则普遍使用电子管理系统，凸显技术手段对合规性的促进作用。

本研究首次系统揭示意大利儿科超说明书用药的管理现状，证实机构专业化程度（特别是NICU存在）而非医院规模是主要驱动因素。数字化追踪系统和CTRU的建立显著提升监管合规性和同情用药获批率，但约1/4机构对处方频率缺乏监测暴露严重管理漏洞。研究建议医疗机构应制定标准化规程、推广电子化监测、加强专业人员培训，并探索人工智能辅助的获益-风险评估模型。这些发现为意大利及其他国家完善儿科药物政策提供重要依据，推动建立更安全、规范的儿科药物治疗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