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在COVID-19疫情期间对公众健康行为的影响：基于拉脱维亚的实证研究

《Heliyon》：A patriot and a nationalist walk into a bar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Who survives?

本刊推荐：为探究国家认同形态如何影响公共卫生危机应对，研究人员聚焦拉脱维亚开展主题研究。通过代表性样本(N=1005)调查发现，爱国主义正向预测政府信任度与防疫配合度(β=0.18,p<0.001)，而民族主义则显著降低疫苗接种意愿(β=-0.18,p<0.001)并加剧疫苗信息不信任(β=0.13,p<0.01)。该研究首次在后苏联国家验证健康信念模型(HBM)与意识形态的交互作用，为危机沟通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当COVID-19疫情席卷全球时，社交媒体上的信息爆炸反而削弱了公众对卫生当局的信任。面对口罩令、社交距离和疫苗接种等防疫措施，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人们选择合作或抗拒？在拉脱维亚这个具有后苏联社会特征的国家，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引人入胜的探索——他们想知道，当一位爱国者和一位民族主义者同时走进疫情笼罩的酒吧，谁更可能幸存下来？

这项发表在《Heliyon》的研究揭示了意识形态如何悄然塑造着我们的健康选择。通过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研究团队发现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虽然都涉及对国家的积极情感，却在疫情中展现出截然不同的行为轨迹：爱国主义者更倾向于遵守防疫规定，而民族主义者则表现出更强的疫苗怀疑倾向。这种微妙差异背后，隐藏着国家认同形态与公共健康之间的深刻联系。

为了系统揭示这一现象，研究团队采用了多项关键技术方法：基于文化适应原则开发了拉脱维亚语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量表（10条目），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验证其双因子结构（CFI=0.914，SRMR=0.077）；利用计算机辅助网络调查(CAWI)收集全国代表性样本数据（N=1005，涵盖性别、年龄、民族和地区代表性）；采用分层回归分析考察人口学变量、国家认同形态和政府信任对防疫行为的预测作用；通过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爱国主义0.86，民族主义0.82）和组合信度（CR>0.87）确保测量工具可靠性。

当前与预期防疫配合度

研究发现，政府信任是预测防疫配合度的最强因素（β=0.39，p<0.001）。爱国主义显著正向预测当前配合度（β=0.18，p<0.001），而民族主义则呈现负向关联（β=-0.09，p<0.05）。在人口学变量中，女性（β=0.16，p<0.001）和年长者（β=0.09，p<0.01）表现出更高的配合度。对预期配合度的分析呈现类似模式，政府信任（β=0.39，p<0.001）和爱国主义（β=0.17，p<0.001）仍是积极预测因子，民族主义则持续显示负面效应（β=-0.11，p<0.01）。

疫苗接种准备度

在疫苗接种意愿方面，政府信任再次成为最关键预测指标（β=0.57，p<0.001）。民族主义与接种意愿呈显著负相关（β=-0.18，p<0.001），而爱国主义未显示显著影响。性别差异尤为突出，男性比女性表现出更高接种意愿（β=-0.14，p<0.001），这可能反映了疫情初期女性对新兴疫苗的风险规避倾向。

疫苗信息不信任

对于疫苗信息的信任度，政府信任具有最强负向预测力（β=-0.53，p<0.001），表明信任政府的个体更少怀疑疫苗信息。民族主义正向预测不信任程度（β=0.13，p<0.001），而爱国主义无显著影响。女性（β=0.16，p<0.001）和年长者（β=0.07，p<0.05）更倾向于怀疑疫苗信息，可能与风险感知差异有关。

研究结论表明，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虽存在中度相关（r=0.30），但对疫情行为产生分化影响：爱国主义通过促进集体责任感增强防疫合作，而民族主义则可能激发对权威的怀疑进而削弱配合度。这种差异契合社会心理学理论——爱国主义基于情感依附而不必然排斥外群体，民族主义则常伴随群体优越感和排外倾向。在拉脱维亚的特殊历史语境下（后苏联民主转型国家），国家认同形态与制度信任的交互作用尤为显著。

该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将健康信念模型(HBM)与国家认同理论相结合，揭示意识形态因素如何调节健康行为决策。实践层面提示公共卫生传播策略应差异化运用国家认同框架：强调爱国主义的集体关怀维度可能促进疫苗接纳，而避免触发民族主义的排外反应。尽管横断面设计限制因果推断，且未控制政治意识形态等潜在混淆变量，但研究为未来危机沟通提供了重要启示——在健康危机中，培育包容性国家认同或许比强调民族优越更能有效动员公众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