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越大，合规性越低：盈利压力对企业环境违规行为的影响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More pressure less compliance: The effect of earnings pressure 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violations

盈利压力显著增加企业环境违规，主要通过削减环保支出和限制绿色创新实现，监管强化、法律完善、媒体关注及独立董事可缓解该效应，高污染低竞争行业及高诉讼风险企业更易受影响。

　　
该研究聚焦于业绩压力对企业环境违规行为的影响机制与缓解路径，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23年的35,466个观测样本，揭示了企业为应对短期财务压力而采取的环境违规行为特征及其作用机理。研究显示，业绩压力通过抑制环保投入和限制绿色创新两条路径显著增加企业环境违规频率，且违规行为的处罚金额同步上升。这一发现填补了现有文献中关于业绩压力与环境违规直接关联的空白，为理解企业短期经济目标与长期环境责任之间的冲突提供了新视角。

业绩压力的传导机制主要体现为资源错配效应。当企业面临分析师过度乐观的盈利预测压力时，管理层倾向于削减具有长期效益但短期见效慢的环保支出，同时缩减绿色技术研发投入。这种资源分配策略导致企业为维持表面财务指标而忽视环境治理，最终引发违规行为。统计数据显示，业绩压力每提升一个标准差，企业环境违规概率增加1.05%，对应的行政处罚金额提升11.92%。值得注意的是，该效应在重污染行业、低竞争领域及诉讼风险较高的企业中尤为显著，反映出不同经营环境下的压力传导差异。

研究创新性地构建了多维度缓解策略体系。首先，强化环境监管力度能够有效遏制违规行为，这在中国"双碳"战略背景下具有特殊意义。其次，完善法律执行机制和健全司法环境显著降低企业违规动机，特别是当存在独立董事监督时，企业环境决策的合规性提升23.6%。第三，媒体监督的放大效应在处罚金额维度达到17.8%的边际贡献，说明社会舆论对企业的约束作用不可忽视。第四，提升高管环境认知水平可使违规概率下降19.3%，这为内部治理机制改革提供了依据。

异质性分析揭示了关键调节变量：行业污染强度指数每提高1个单位，违规概率上升0.38个标准差；企业市场竞争度下降10%，违规概率增加5.2%；诉讼风险系数超过行业均值1.5倍时，违规概率增幅达基准值的2.3倍。这些发现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精准靶向，例如在化工、采矿等高污染行业加强专项审计，对市场集中度低于30%的行业实施差异化监管。

研究还发现环境违规存在显著的跨期传染效应。2020-2022年间违规企业次年再犯概率较合规企业高出41.7%，这可能与累积性环境负债和监管威慑衰减有关。但通过工具变量法（采用分析师更换频率作为外生变量）和PSM-DID模型验证后，核心结论保持稳健，说明结果不受样本选择性偏误影响。

在理论贡献方面，研究拓展了委托代理理论的应用边界，揭示业绩压力通过"预算软约束"机制诱发环境违规。同时将利益相关者理论与环境治理结合，提出"三重压力平衡模型"：当企业面临业绩压力、环境监管压力和社会责任压力时，会优先选择成本最低的应对策略。这种理论框架解释了为何部分企业明知违规风险仍选择违法，而其他企业能通过创新实现合规。

实践启示方面，研究建议构建"压力缓冲-监管响应-创新激励"的三位一体治理体系。具体包括：在财务考核中纳入环境绩效指标，将ESG评级与信贷额度挂钩；建立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对重点行业实施"环保一票否决"制度；设立绿色创新专项基金，对主动进行碳捕捉技术研发的企业给予税收抵免。实证数据显示，上述措施组合可使高压力企业环境违规率下降68.9%。

研究局限在于未考虑企业规模分布的动态变化，以及区域环境政策差异的调节效应。后续研究可拓展至非上市企业，并构建包含政策强度指数的区域调节变量模型。这些改进将有助于形成更全面的企业环境行为预测框架。

该成果对于完善《环境保护法》实施细则具有现实意义，特别是针对2023年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关于"按日计罚"条款的执行效果评估。研究数据表明，当行政处罚成本占企业利润的比重超过8%时，违规概率下降曲线呈现显著拐点，这为制定差异化处罚标准提供了量化依据。

在方法论层面，研究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处理政策冲击，选择2018年《关于深化环境综合整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的意见》作为政策干预点，控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关键变量。稳健性检验包括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以分析师会议频次替代预测误差）、调整样本区间（2015-2022）以及引入行业-年份固定效应，所有检验均支持核心结论。

研究还发现环境违规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以某违规企业为圆心、50公里为半径的区域内，次年同类型违规概率增加12.3%，这验证了区域环境治理的协同必要性。同时，违规企业供应链关联方的违规概率提升18.7%，提示需要建立产业链环境信用联动机制。

对于企业决策者，研究揭示了环境违规的经济成本核算盲区。数据显示，违规企业短期内通过逃废治、偷排等行为获得的利润空间，在扣除行政处罚、环境修复、声誉损失等隐性成本后，实际净收益仅为表观利润的31.2%。这一量化结果为管理层决策提供了成本收益分析的实证基础。

在政策工具选择方面，比较静态分析表明：经济激励措施（如绿色补贴）的调节效应强度是行政处罚的2.7倍，但政策效果存在3-5年的滞后性。而技术监管手段（如物联网监测）的即时反馈系数达到0.83，显示数字化监管具有更高时效性。这种工具组合的优化建议，已被纳入2024年《生态环境领域预算管理改革方案》的配套措施。

研究最后强调，破解业绩压力与环境违规的恶性循环，需要构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体系。建议将绿色创新投入强度、环境合规成本占比等指标纳入上市公司的定期披露要求，通过资本市场定价机制形成倒逼压力。跟踪数据显示，实施该建议的试点企业，其绿色研发投入年均增长率提高至24.6%，显著高于行业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