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ADHD症状与成年期长期结局的关联：一项为期40年的出生队列研究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Long-term outcomes associated with adolescent ADHD symptomatology: birth cohort study

本研究基于新西兰基督城健康与发展出生队列（CHDS），对1265名参与者从出生追踪至40岁，探讨青少年期ADHD症状对成年后心理健康与社会功能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高ADHD症状群体成年后物质使用障碍（如尼古丁、酒精、大麻使用障碍）和刑事犯罪风险显著升高（OR=1.4-1.6），且关联在调整家庭环境、共病对立违抗障碍（ODD）和品行障碍后仍存在。该研究强调需对ADHD病史成人开展长期二级预防，以识别和管理共病问题。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曾被认为是一种随年龄增长而自愈的儿童期疾病，但近年研究发现其影响可能持续至成年，甚至贯穿一生。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显示，ADHD在15-40岁人群中的致残率居高不下，但成人ADHD的诊断和治疗仍面临挑战——症状常被共病问题（如物质滥用或犯罪行为）掩盖，导致其真实负担被低估。更关键的是，ADHD的长期结局是否源于早期家庭环境风险因素？或是否由常共存的品行障碍（conduct disorder）或对立违抗障碍（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ODD）主导？这些问题亟需通过严谨的长期追踪研究来解答。

为此，James A. Foulds 等学者在《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发表了一项基于新西兰基督城健康与发展研究（Christchurch Health and Development Study, CHDS）的出生队列成果，追踪参与者从1977年出生至40岁，旨在揭示青少年期ADHD症状与成年后心理健康、社会功能结局的独立关联。研究发现，即使控制早期家庭风险及共病外化行为，ADHD症状仍显著增加成年期物质使用障碍和刑事犯罪风险，凸显了对ADHD人群开展长期二级预防的必要性。

研究主要依托CHDS队列，在参与者14-16岁时通过修订版行为问题量表和儿童诊断访谈量表评估ADHD、ODD及品行障碍症状，并将症状数量上四分位群体定义为“高症状组”。成年期结局（18-40岁）包括物质使用障碍（通过复合性国际诊断访谈CIDI判定）、刑事犯罪（自报告犯罪清单）、亲密伴侣暴力（冲突战术量表）、失业、收入等社会经济指标。统计分析采用广义估计方程（GEE），先后调整童年家庭因素（如父母教育、收入、虐待史）和共病外化行为，以估计ADHD的独立效应。

结果1：ADHD症状与成年结局的粗关联

青少年期高ADHD症状（上四分位）者成年后多项结局风险显著升高。例如，尼古丁使用障碍发生率在高症状组为33.2%，低症状组仅14.7%（P<0.0001）；暴力犯罪发生率分别为14.2%和5.0%。此外，高症状组在家庭收入、住房拥有率和生活水平指标上均显著较差。

结果2：调整混淆因素后的效应衰减

在控制童年家庭风险因素（如低社会经济地位、父母物质使用）后，ADHD与抑郁、焦虑等内化问题的关联减弱，但与物质使用障碍（OR=1.92-2.86）和刑事犯罪（OR=2.18-2.53）的关联仍显著。进一步调整ODD和品行障碍症状后，ADHD对物质使用（OR=1.35-1.48）和犯罪行为（OR=1.49-1.57）的效应虽减弱但仍具统计意义，而社会经济结局的关联则基本消失。

结果3：共病外化行为的相对贡献

补充分析显示，品行障碍症状对多数不良结局的效应强度高于ADHD或ODD，提示ADHD的长期风险部分由其共病问题驱动。但ADHD本身仍独立贡献于物质使用和犯罪风险，尤其在暴力犯罪和亲密伴侣暴力施暴方面（OR=1.67）。

研究结论强调，青少年ADHD症状是成年期物质使用问题和刑事犯罪的独立风险因子，且这种关联在考虑早期家庭环境和共病外化障碍后依然存在。该发现挑战了“ADHD结局完全由共病或家庭背景解释”的观点，为ADHD的长期自然史提供了新证据。在临床层面，结果提示需对ADHD病史成人加强共病问题（如物质滥用）的筛查与干预；在政策层面，应推动针对ADHD人群的二级预防策略，尤其在司法系统等高风险场景中识别未确诊ADHD。研究局限性包括队列出生年代较早（1970年代）、ADHD药物治疗率极低（仅5人接受兴奋剂治疗），以及未评估自闭谱系障碍（ASD）的潜在影响。未来研究需结合当代队列，进一步解析ADHD、共病与社会环境在生命历程中的动态交互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