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医疗提供者在提升菲律宾裔美国青少年HPV疫苗接种率中的关键作用：基于2015-2019年全美青少年免疫调查的洞察

《Journal of Racial and Ethnic Health Disparities》：Revealing the Crucial Role of Healthcare Providers in HPV Vaccine Uptake in Filipino American Adolescents: Insights from the National Immunization Survey-Teen, 2015–2019

本研究针对菲律宾裔美国青少年HPV疫苗接种率不足的现状，利用全美青少年免疫调查数据，揭示了医疗提供者推荐和儿科医生专业背景是提升疫苗接种启动和完成率的关键因素。研究强调了细分亚裔数据的重要性，为制定针对性的公共卫生干预策略提供了关键证据。

　　

在当今美国，人乳头瘤病毒（HPV）是最常见的性传播感染之一，据估计2018年就有4300万感染病例。某些HPV毒株可能导致疣，而另一些则与多种癌症相关，包括宫颈癌、阴道癌、外阴癌、阴茎癌、肛门癌和口咽癌。令人欣慰的是，HPV疫苗接种能够预防超过90%由HPV引起的癌症，以及阴道、宫颈、肛门和外阴的癌前病变。然而，在所有的种族群体中，9至26岁的亚裔美国人（AAs）的HPV疫苗接种启动率却是最低的。更深入的研究发现，在亚裔这个宽泛的类别内部，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尤其是关于亚裔美国人和夏威夷原住民/太平洋岛民（AANHPI）群体中HPV疫苗摄取的数据非常缺乏。

其中，菲律宾裔美国人（FAs）的健康状况尤为值得关注。他们 disproportionately（不成比例地）受到宫颈癌、结直肠癌和前列腺癌的影响，这些癌症在该人群中非常普遍。来自监测、流行病学和最终结果（SEER）详细亚裔/太平洋岛民数据库的数据显示，与非西班牙裔白人相比，菲律宾裔美国女性罹患HPV相关癌症的风险显著更高。这清晰地表明，针对这一人群，亟需改进HPV疫苗接种的推广和预防性护理。

遗憾的是，我们对菲律宾裔美国人HPV疫苗接种情况的了解十分有限。虽然夏威夷的一项多种族研究发现，菲律宾裔美国父母报告的HPV疫苗接种率低于白人父母，但一项更近期的使用全美健康访谈调查（NHIS）的研究却发现，菲律宾裔成年人与非西班牙裔白人之间的HPV疫苗接种率并无显著差异。后一项研究还指出，不同亚裔族群之间的HPV疫苗接种率和趋势存在显著差异，这凸显了需要分别研究每个亚裔族群HPV疫苗摄取的独特模式和相关因素的必要性。

目前，对影响菲律宾裔美国人接种HPV疫苗的因素尚不完全清楚。现有文献表明，在菲律宾，HPV疫苗的接种高度依赖于费用和保险覆盖范围，但这些因素对生活在美国的菲律宾裔是否同样重要尚不清楚。美国的研究显示，医生是父母了解HPV疫苗的主要信息来源，但许多父母仍然不清楚具体的接种建议和时间表。夏威夷的一项多种族研究发现，与其他种族/族裔群体相比，菲律宾父母为孩子接种疫苗的可能性显著更低。这一发现进一步表明，菲律宾裔父母，尤其是那些英语水平有限（LEP）的父母，可能感受到的与其他亚裔族群不同的、或说服力较弱的临床就医体验。尽管如此，收到医生的建议以及保护孩子免受癌症侵害的愿望，仍然是菲律宾裔父母为孩子接种HPV疫苗的重要动机。有朋友的孩子接种了疫苗以及对所有疫苗普遍持积极态度，也被提及是他们为孩子选择接种HPV疫苗的原因。

那些没有为孩子接种HPV疫苗的菲律宾裔父母，通常是出于对疫苗缺乏了解、对其安全性的担忧，以及认为自己的孩子还没有性活跃。此外，一项关于菲律宾裔美国人COVID-19疫苗决策的研究强调了英语水平有限、不熟悉美国的医疗保健和保险系统、潜在的副作用以及对政治影响的恐惧如何导致了普遍的疫苗犹豫。更进一步，对其他人群的研究表明，一些提供者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因素，如医生专业、医疗机构类型和疫苗获取来源，是HPV疫苗接种的重要预测因素。这些因素是否影响菲律宾裔美国人的HPV疫苗接种，仍有待检验。

基于以上背景，由Alexandra Marie Reyes、Elaine Zhiqing Liu、Philip T. Siu、Chun Pan、Grace X. Ma和Lin Zhu组成的研究团队，在《Journal of Racial and Ethnic Health Disparities》上发表了一项开创性的研究。该研究首次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样本，专门针对13至17岁的菲律宾裔美国青少年，旨在揭示青少年、父母、医疗提供者和医疗机构等多个层面的因素如何与HPV疫苗接种的启动和完成相关联。

为了开展这项研究，研究人员利用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支持、全国民意研究中心（NORC）进行的全国青少年免疫调查（NIS-Teen）2015年至2019年的数据。这是一个连续的横断面调查，通过随机数字拨号电话访谈进行，收集13-17岁青少年父母或监护人的 demographic（人口统计学）信息和HPV疫苗接种状况。关键之处在于，在获得口头同意后，会向青少年的免疫提供者邮寄问卷，以核实疫苗接种的类型、剂量、日期等详细信息，这确保了数据的准确性。本研究最终纳入了669名被识别为菲律宾裔且拥有足够提供者数据的青少年。统计分析采用了调查加权和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以考察与疫苗接种相关的多水平因素，并控制了多种混杂变量。

研究结果通过清晰的表格和图表呈现，揭示了几个关键发现。首先，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显示，菲律宾裔青少年样本平均年龄为15.04岁，男孩略多于女孩（53.35% vs. 46.65%）。大部分青少年居住在美国西部（53.55%），拥有私人医疗保险（68.57%），家庭收入高于7.5万美元（65.15%），且绝大多数在美国出生（84.92%）。其母亲多数已婚（80.84%）且拥有大学学历（53.89%）。与汇总的亚裔美国人样本相比，菲律宾裔青少年在居住地区、年级、保险类型和家庭收入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凸显了将亚裔数据细分的必要性。

其次，关于提供者和实践层面的特征（见表2），74.16%的菲律宾裔青少年报告收到了医疗提供者对HPV疫苗的推荐。高达70.97%的青少年拥有儿科医生作为其主要提供者。超过一半（53.55%）的提供者位于医院设施内，84.26%的提供者会通过儿童疫苗（VFC）项目从州/地方卫生部门订购疫苗，92.00%的提供者为青少年进行11-12岁健康儿童体检。这些特征与汇总亚裔样本也存在差异，例如菲律宾裔青少年从私人诊所和医院获得服务的比例相对较低。

第三，也是最核心的发现，是HPV疫苗接种率本身（见表3和图1）。根据提供者报告的数据，只有约三分之二（69.02%）的菲律宾裔青少年启动了HPV疫苗接种（即至少接种一剂），而完成整个接种方案（根据年龄为2剂或3剂）的比例更低，仅略超过三分之一（37.65%）。值得注意的是，在未接种的菲律宾裔青少年中，有18.56%的人将“未收到提供者推荐”作为未接种的原因。

接下来，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深入探究了影响接种率的因素。在HPV疫苗启动方面（见表4），结果显示，收到医疗提供者的推荐（OR = 3.07, 95% CI = 1.27-7.42）是显著提高启动可能性的最强预测因子。拥有儿科医生作为提供者（OR = 2.99, 95% CI = 0.86-10.34）也显示出边际显著性（p = 0.084），提示其重要性。此外，居住在美国西部的青少年比居住在南部的青少年启动疫苗接种的可能性高出约3.3倍（OR = 4.32, 95% CI = 1.70-11.00）。一个令人意外的发现是，女孩启动接种的可能性反而低于男孩（OR = 0.51, 95% CI = 0.23-1.14）。

在HPV疫苗完成方面（见表5），医疗提供者的推荐（OR = 4.58, 95% CI = 1.35-15.56）和拥有儿科医生（OR = 5.06, 95% CI = 1.71-15.00）均成为显著提高完成率的强预测因子。同时，女孩完成接种的可能性显示出高于男孩的趋势（OR = 2.19, 95% CI = 0.97-4.91, p = 0.057）。其他因素如保险类型、母亲教育水平等，在本研究中未显示出显著关联。

综合以上结果，研究团队在讨论部分对研究发现进行了深入剖析和归纳。本研究首次利用全国代表性数据，揭示了菲律宾裔美国青少年HPV疫苗接种率欠佳的现状，其完成率远未达到《健康人民2023》设定的80%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它明确指出了医疗提供者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核心角色。医疗提供者的积极推荐和儿科医生的专业背景，被证实是推动该人群启动并完成HPV疫苗接种系列的关键驱动力。研究还揭示了菲律宾裔青少年与汇总亚裔青少年在 sociodemographic（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和医疗资源可及性上的差异，强有力地论证了将亚裔健康数据按族裔进行细分（Disaggregated Data）对于发现隐藏的健康差异和制定精准公共卫生政策的极端重要性。

对于研究中发现的性别差异——即女孩启动率低于男孩但完成率有更高趋势，作者提供了可能的解释：HPV疫苗最初主要针对女孩推广，而针对男孩的常规推荐较晚（2011年），可能导致近期针对男孩的“追赶式”接种宣传起了作用；此外，文化因素，如菲律宾裔家庭对女孩性行为的保守观念可能导致对疫苗的更多顾虑，也可能影响启动决策。

最后，作者也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横断面数据难以确定因果关系，以及未考虑药剂师在HPV疫苗交付中的作用等。展望未来，作者建议临床和公共卫生实践应注重提升医疗提供者（尤其是非儿科医生）的文化胜任力（Cultural Competency）和沟通技巧，采用如预设性语言等有效策略。干预措施需要考虑到青少年、父母、提供者和系统等多个层面的因素，并应积极吸纳菲律宾裔社区的利益相关者参与，以确保干预措施的文化适应性和可及性。总之，这项研究不仅为改善菲律宾裔美国青少年的健康结局提供了关键见解，也为我们理解和服务于日益多元化的美国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