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领导通过工作投入与患者安全文化提升医护人员任务绩效的机制研究——基于埃塞俄比亚公立医院的实证分析

《Discover Health Systems》：Linking servant leadership to task performance through work engagement and patient safety culture

本研究针对资源受限的埃塞俄比亚公立医院体系，探讨了服务型领导（Servant Leadership）如何通过工作投入（Work Engagement）和患者安全文化（Patient Safety Culture, PSC）的中介作用提升医护人员任务绩效（Task Performance）。研究人员采用多源数据收集和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进行分析，发现服务型领导不仅直接促进任务绩效，还通过激发工作投入和构建安全文化产生序列中介效应。该研究为发展中国家医疗机构的领导力发展提供了基于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的实证依据，强调通过满足医护人员心理需求可优化医疗服务质量。

　　

在医疗需求日益复杂化的今天，公立医院尤其是资源受限地区的医疗机构，正面临着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的巨大压力。埃塞俄比亚作为非洲人口大国，其公立医院系统长期受限于医疗资源不足、员工工作负荷过重以及患者安全风险等多重挑战。尽管领导力被广泛认为是改善医疗绩效的关键因素，但以往研究多聚焦于西方语境下的变革型或授权型领导，而对强调服务他人、关注员工需求的服务型领导在低收入国家医疗场景中的作用机制知之甚少。尤其在以社区价值观和集体主义文化为特征的埃塞俄比亚，服务型领导是否能够通过激发医护人员内在动机和安全行为规范来提升其任务绩效，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为此，Getnet Worku Demeke 等研究人员在《Discover Health Systems》上发表了一项针对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三家大型公立医院的实证研究。该研究基于自我决定理论（SDT），构建了一个以服务型领导为自变量，工作投入和患者安全文化为中介变量，任务绩效为因变量的理论模型，旨在揭示服务型领导影响医护人员绩效的内在路径。

在研究设计上，作者采用了横断面调查法，通过对326对医护人员-主管配对问卷的数据收集，运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进行假设检验。关键方法包括使用Liden等人开发的7项服务型领导量表（SL-7）、9项工作投入量表（UWES-9）、患者安全文化调查表（SOPS^?）以及Williams和Anderson的任务绩效量表，所有量表均具有较好的信效度。数据分析阶段除了验证测量模型的聚合效度、区分效度与共同方法偏差，还通过Bootstrap法检验了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4.1 服务型领导对任务绩效的直接作用

结果显示，服务型领导对医护人员的任务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26，p<0.05），假设H1成立。这表明，医院管理者若能够展现服务导向的领导行为，如主动关怀下属发展、赋能授权，将直接促进医护人员更有效地完成本职工作任务。

4.2 工作投入的中介作用

服务型领导通过提升工作投入对任务绩效产生间接效应（β=0.175，p<0.05），假设H2得到支持。具体而言，服务型领导满足员工对自主性、胜任感和归属感的基本心理需求，从而增强其工作活力、专注度和奉献精神，进而转化为更高的绩效输出。

4.3 患者安全文化的中介作用

患者安全文化在服务型领导与任务绩效之间也起到显著中介作用（β=0.128，p<0.05），假设H3成立。服务型领导营造的支持性环境有助于形成开放沟通、错误上报与团队协作的安全氛围，这种文化机制进一步激励医护人员遵守操作规程、减少医疗差错，最终提升任务绩效。

4.4 工作投入与患者安全文化的序列中介

更重要的是，研究验证了“服务型领导→工作投入→患者安全文化→任务绩效”这一序列中介路径的显著性（β=0.034，p<0.05），假设H4成立。这说明服务型领导首先提升员工的工作投入度，投入度高的员工更积极参与安全实践、推动安全文化改进，从而间接优化任务绩效。总间接效应为0.337，占总效应（0.563）的60%，凸显了双中介机制的重要性。

在讨论部分，作者指出本研究不仅证实了服务型领导在资源受限环境中的适用性，还从自我决定理论视角阐明了其作用机制：服务型领导通过满足医护人员的基本心理需求，激发其内在动机，进而促进工作投入与安全文化，最终实现绩效提升。这一发现弥补了现有文献在低收入国家医疗领导力研究中的空白，也为医院管理实践提供了重要启示——应优先选拔和培养具备服务型领导特质的管理人员，并通过制度建设强化员工工作投入和安全文化建设。

该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其横断面设计难以推断因果关系，且样本仅来自埃塞俄比亚首都医院，结论推广需谨慎。未来研究可扩展至纵向追踪或多国比较设计，并纳入组织支持、资源可获得性等调节变量，以更全面揭示服务型领导在多样化医疗背景下的效能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