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危职业安全实践新范式:SAFER模型的构建与验证

《Discover Public Health》:A model for working safely (SAFER) in high-risk occupations

【字体: 时间:2025年12月04日 来源:Discover Public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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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聚焦澳大利亚高危职业安全培训与工作实践脱节问题,研究者通过分析验尸报告、行业数据及访谈,运用实践建构理论,开发了SAFER模型(情境-安排-预测-执行-反思)。该模型整合了文化话语、物质经济和社会政治因素,为高风险工作环境提供了结构化、迭代的安全实践框架,对职业健康安全(OHS)培训标准化和事故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在澳大利亚,运输、农业和建筑等高危行业的工伤死亡率始终居高不下,尽管有国家层面的安全法规和培训项目,悲剧仍时有发生。2013年9月16日,一辆非回转移动起重机在新英格兰高速公路上与一辆汽车相撞,导致Christine Leonardi和她六岁的儿子Samuel不幸身亡。这起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也暴露出现行安全培训和实际操作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人们开始质疑:为什么在规章制度日益完善的今天,高危工作场所的安全事故依然无法杜绝?现有的培训体系是否真正教会了工人们应对复杂风险的能力?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Charles Sturt University的Richard Skiba开展了一项深入研究。研究指出,传统安全模型如“控制层级”和“行为基础安全”(BBS)往往只关注技术或行为的单一方面,而忽视了塑造安全实践的文化、物质和社会政治等系统性因素。这种脱节使得安全培训难以转化为工作场所中的实际安全行为。因此,迫切需要一种能够整合培训、法规和现实安全应用的综合框架。
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种独特的方法论组合:现象学与实践建构理论(Theory of Practice Architectures, TPA)。他们不仅分析了10年间(2012-2022年)的2485份验尸报告,筛选出117起与工作场所因素相关的死亡案例进行深度编码,还对20位来自培训机构、行业代表和监管机构的专家进行了访谈,累计获得近30小时的录音资料。通过这种“阶梯式”研究设计——从文献和档案分析到多阶段访谈,再到定性数据的主题分析——研究团队得以重构高危职业中的安全实践图景,并揭示那些常常被忽视的事故诱因,如沟通失败、过度自信和同辈压力。
研究发现,工作场所的安全并非仅仅依赖于个人的谨慎或单一的控制措施,而是由“文化-话语”、“物质-经济”和“社会-政治”三大实践架构共同塑造的。例如,验尸报告中反复出现的“没有进行作业安全分析(JSA)或安全工作方法陈述(SWMS)”指向了物质经济安排的缺失;而“行业内的普遍做法是更常被违反而非遵守”则体现了文化话语对冒险行为的默许。访谈中,一位参与者直言:“培训师的资质参差不齐”,而另一位则指出“时间压力迫使人们走捷径”。这些因素相互交织,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安全实践生态系统。
基于这些发现,Skiba团队提出了一个名为SAFER的安全实践模型。该模型将安全工作分解为五个循环往复的阶段:情境(Situation)-工作者需要全面感知工作环境的文化、物质和社会政治条件;安排(Arrangement)-将安全意识转化为具体的计划,明确角色、任务序列和资源;预测(Forecast)-运用批判性思维预判风险,而不仅仅是被动应对;执行(Enactment)-在行动中落实安全措施,并保持动态调整;反思(Reflection)-个人和集体对实践过程进行回顾,将经验转化为持续的学习和改进。SAFER模型创新之处在于,它将安全从一个静态的合规性要求转变为一个动态的、嵌入日常工作流程的反思性实践。例如,在运输和物流行业,司机在出车前(情境阶段)会评估车辆状况和路线风险;在安排阶段,与调度沟通计划;行驶中(预测和执行阶段)实时关注天气和疲劳状况;完成任务后(反思阶段),团队会一起讨论途中遇到的问题并改进程序。这不仅提升了个人对风险的警觉性,也强化了组织的安全文化。
本研究主要运用了以下关键技术方法:1) 采用现象学与实践建构理论(TPA)作为理论框架,通过诠释学现象学深入理解从业者的生活经验;2) 对澳大利亚各地验尸法庭2012-2022年间公开的验尸报告进行系统的文件分析,并对职业教育与培训(VET)系统中的10个高风险职业能力单元进行内容分析;3) 对来自培训机构、行业和监管机构的20名参与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采用目的性抽样直至理论饱和;4) 使用ATLAS.ti软件对文本数据进行编码和主题分析,通过“说法-做法-关系”三维度解析实践架构。
研究结果
1. 数据分析和安全培训主题
对行业和监管机构访谈数据的分析揭示了安全结果的关键促进因素和限制因素。有效的沟通、情境意识和强有力的安全文化是重要的促进因素;而自满、时间压力、培训质量不一致和监管复杂性则成为主要限制因素。这些发现表明,安全实践是由文化话语、物质经济和社会政治安排共同塑造的,这些系统性和行为性因素的相互作用影响着安全结果。
2. 安全培训与风险管理主题
访谈揭示了职业安全培训中的关键问题。正式的资格证书常常被误认为等同于实际能力,而实践技能、经验和批判性思维才是更可靠的安全表现指标。培训师的专业知识和情境化教学法对于有效的知识传递至关重要。然而,薄弱的上岗培训过程和过于刻板的培训项目限制了安全教育的质量。研究强调了将适应性专业技能和结构化风险管理培训相结合的必要性。
3. 主题聚类与实践特征
主题分析确定了与高风险环境中致命事故相关的职场安全和风险管理的关键特征。通过将相关的工作场所因素分组和比较,揭示了整个数据集中的模式。这些聚类表明,实践是相互关联的,安全实践的形成是文化话语、物质经济和社会政治安排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理解这些动态关系为SAFER模型的迭代设计奠定了基础,确保安全是一个在情境压力下不断实践和优化的过程。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整合实践建构理论和现象学视角,为高危职业的安全培训和工作实践提供了一个创新的综合框架。SAFER模型将识别出的实践架构转化为一个实用的、循环的情境感知、规划、行动和反思过程,弥补了安全理论、培训和工作场所实践之间的差距。该模型强调持续学习和适应,将安全从静态的合规性要求转变为嵌入日常工作流程的动态反思性实践。
研究的更广泛意义在于其有潜力重塑国家和行业层面的职业安全方法。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SAFER框架使培训标准和合规性审计与实际工作实践保持一致。对于职业教育和培训(VET)从业者而言,该模型提供了一种教学结构,将情境意识、反思和适应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嵌入到基于能力的培训中。行业组织可以采用该模型来设计特定场地的安全系统,改善监督和沟通,并通过结构化的反馈循环加强安全文化。
总之,这项研究超越了单纯诊断安全失败的原因,提出了一个可操作的、可持续改进的框架。SAFER模型既是一个概念桥梁,也是一个实用工具,它将教育、监管和工作场所经验联系起来,旨在推动澳大利亚在高风险行业实现零死亡目标的进程。未来的研究可以侧重于评估该模型在现实环境中的实施、有效性及其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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