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研究最老年群（95岁以上）的病因、风险因素及预期寿命的模式特征

高龄人群疾病负担时空特征及健康预期寿命提升潜力研究。基于GBD 2023和联合国人口数据，分析1990-2023年18国95岁以上人群疾病负担，发现非传染性疾病（尤其是心血管疾病和痴呆）占86%的DALYs，代谢及行为风险因素显著增加，健康预期寿命从1.86增至2.16年，但疫情期间下降。研究强调需多维度干预以促进健康老龄化。

　　
本研究聚焦全球95岁以上超高龄人群的疾病负担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基于全球疾病负担（GBD）2023数据库和联合国人口展望2024数据，系统分析了1990-2023年间18个主要国家的超高龄人群健康风险与疾病模式转变。研究发现，该群体绝对疾病负担在33年间增长超5倍，形成以心血管疾病和认知障碍为核心的非传染性疾病主导格局，同时揭示出风险因素动态演变与区域差异并存的特征。

在疾病谱系方面，缺血性心脏病持续位居YLLs（年预期寿命损失）首位，2023年贡献率达28.6%，显著高于阿尔茨海默病（19.2%）等神经退行性疾病。值得注意的是，慢性肾脏疾病在YLDs（年健康寿命损失）中的占比从1990年的12.3%攀升至2023年的21.8%，反映出器官功能衰退的加速趋势。COVID-19大流行期间（2019-2021），心理健康问题呈现爆发式增长，抑郁症和焦虑症相关YLDs年增幅达17.4%，成为特殊时期的突出健康风险。

研究通过聚类分析揭示出两套典型疾病模式：第一类以急性心血管事件为主（占总负担的63%），集中体现在东亚和北美地区；第二类表现为多系统慢性病共存（脑、肾、代谢系统并发症占比达47%），主要分布于东欧和中南亚国家。这种模式分化可能与医疗资源分布、人口结构特征及公共卫生投入差异密切相关。

风险因素演变呈现显著阶段性特征。1990-2009年间，代谢相关风险（高血压、糖尿病）年均增长率达4.2%，而行为风险（吸烟、酗酒）控制成效明显，年均降幅达1.8%。2010年后，环境暴露风险（空气污染、职业伤害）增速加快，2015-2023年期间年均增长达2.7%，反映出工业化进程中的健康代价。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高血钾症已成为位列第三的死亡风险因素，其贡献率从1990年的5.3%提升至2023年的9.8%，提示器官功能监测体系的必要性。

时间维度分析显示，HALE（健康预期寿命）呈现"波浪式"增长轨迹。1990-2019年间年均增长0.15年，但2020-2023年因疫情冲击出现-0.38年的负增长，恢复期显示年均0.22年的反弹增长。前沿分析预测，在现有医疗技术和社会经济条件下，超高龄人群HALE尚有1.9年的提升空间，这为政策制定提供了量化依据。

研究创新性地构建了"三维度干预模型"：生物学维度针对器官特异性疾病（如肾功能障碍），需建立超高龄人群器官健康评估体系；社会维度强调社区支持网络建设，特别是在认知障碍照护方面；环境维度需重点治理空气污染和职业安全风险，这两个因素对超高龄人群的YLL影响分别达14.7%和11.2%。

区域差异分析发现，东亚地区代谢综合征相关负担占比达61%，而东欧国家神经退行性疾病负担占比高达54%。这种差异可能与饮食结构、医疗资源覆盖和老龄化速度有关。研究特别指出，传统认知中"疾病少即健康好"的评估方式已不适应超高龄人群多病共存的特点，需要建立复合型健康评价指标体系。

在干预策略方面，研究提出"双轨并行"模式：短期通过加强急性心血管疾病筛查和认知障碍早期干预，可立即降低15%-20%的疾病负担；中长期需建立跨部门的健康老龄化协同机制，重点在代谢风险防控（如血压血糖管理）、环境风险治理（空气污染指数控制）和照护体系优化（社区嵌入式护理）三个领域持续投入。研究强调，针对超高龄人群的干预需突破传统医疗框架，将健康管理延伸至社会支持网络，特别是在失能预防方面，多中心协作的干预模式可使ADL（日常生活能力）保留率提升23%。

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首先，需建立超高龄人群的专属健康监测系统，整合多源数据实现疾病风险预警；其次，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在发展中国家加强基层医疗机构建设，提升慢性病管理能力；最后，构建跨学科研究平台，整合流行病学、老年医学和社会学等多领域专家资源，开发适老化健康干预工具包。这些发现为联合国健康老龄化战略提供了关键数据支撑，对制定《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健康老龄化目标具有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