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SS-21结构效度验证：疫情心理压力下三因素模型的优越性及群体差异研究

《Discover Mental Health》：Structural validity of the DASS-21 during pandemic-induce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编辑推荐】为厘清DASS-21量表在危机情境下的因子结构争议，本研究在印度新冠第二波疫情期间对1100名一线与非一线工作者开展在线调查。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由生理唤醒、快感缺失和一般负性情绪构成的三因素模型拟合最佳，且量表各维度呈现极高相关性(r=0.94-0.96)，提示疫情可能引发跨维度的弥漫性心理痛苦。该研究为特殊时期心理评估工具的文化适应性提供了重要实证依据。

　　

当新冠疫情的阴霾笼罩全球时，不仅公共卫生系统面临巨大挑战，人们的心理健康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在这场危机中，准确评估个体的心理痛苦水平显得尤为重要。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ASS-21)作为国际上广泛使用的心理评估工具，其理论基础在于区分抑郁、焦虑和压力这三个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负性情绪维度。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以往关于该量表因子结构的研究却出现了相互矛盾的结果——有的支持原始的三因素结构，有的认为双因素模型更合适，甚至还有研究主张其本质上是测量一般心理痛苦的单维工具。这种学术争议在跨文化研究中尤为明显，而在印度这样的多元文化背景下，疫情期间大规模心理评估的效度问题更成为亟待解决的科学命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在《Discover Mental Health》上的这项研究展开了深入探索。研究人员敏锐地意识到，疫情这种特殊危机情境可能改变人们对负性情绪的感知和报告方式，使得原本可能区分的情绪维度变得模糊。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同暴露风险的人群——如直接面对病毒威胁的一线工作者与居家隔离的非一线工作者——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心理体验。这些群体差异是否会影响DASS-21的测量效果，成为本研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为了回答这些科学问题，研究团队采用了在线问卷调查结合雪球抽样法，在印度新冠第二波疫情高峰期（2021年5月至6月）收集了1100名成年人的数据，其中包括265名一线工作者（医疗、警察等相关职业）和835名非一线工作者。研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系统比较了六种可能的模型结构，包括单因素模型、两种双因素模型、原始三因素模型、替代三因素模型以及四因素模型。分析不仅考察了整体样本的拟合情况，还分别检验了两个子样本的测量等值性，确保结果在不同群体间的可比性。

主要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设计，通过在线平台发放DASS-21量表，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检验量表的因子结构。研究比较了六种理论模型（单因素、两种双因素、两种三因素和一种四因素模型），通过多种拟合指标（如CMIN/df、RMSEA、CFI等）评估模型优劣。同时采用多组CFA进行测量等值性检验，并辅以方差分析(ANOVA)考察不同人口学群体在心理痛苦水平上的差异。

描述性结果

样本涵盖1100名印度成年人，平均年龄33.79岁(SD=11.56)，男性占67.1%，女性占32.9%。教育背景分布为：中学3.6%，高中21.1%，本科39.3%，硕士31.7%，博士4.3%。一线工作者占24%，非一线工作者占76%。居住地类型包括农村(26.9%)、小镇(17.4%)、城镇(12.3%)、城市(22.5%)和大都市(21%)。

DASS-21的信度和效度

量表显示出良好的信度指标，抑郁、焦虑和压力三个子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93、0.867和0.873，组合信度(CR)分别为0.891、0.867和0.874。平均变异抽取量(AVE)分别为0.54、0.50和0.49，虽然略低于0.5的严格标准，但在组合信度达标的情况下仍可接受。然而，各维度间相关性极高（抑郁-焦虑r=0.94，抑郁-压力r=0.95，焦虑-压力r=0.96），提示可能存在区分效度问题。

模型拟合结果比较

在整体样本分析中，所有六种模型都达到了可接受的拟合标准，但替代三因素模型（模型5a）表现最优（CMIN/df=3.77，RMSEA=0.050，CFI=0.963）。该模型将项目重新分配为一般负性情绪（13项）、生理唤醒（4项）和快感缺失（4项）三个维度。原始三因素模型（模型4a）也表现出良好拟合（CMIN/df=3.87，RMSEA=0.051，CFI=0.960），但略逊于模型5a。四因素模型（模型6）虽然拟合指标优秀，但在前线工作者样本中出现Heywood案例，需要删除焦虑项目1才能运行。

测量等值性检验

多组CFA表明，DASS-21在不同群体间具有基本等值的因子结构。前线与非一线工作者组的形态等值模型拟合良好（CMIN/df=3.079，RMSEA=0.043，CFI=0.936），度量等值检验的卡方差异不显著(p=0.167)，说明不同群体对项目的理解方式相似。男女性别组和不同年龄组也表现出类似的等值模式。

群体差异分析

方差分析揭示了有趣的群体差异：女性在抑郁(F=37.62，p<0.01)、焦虑(F=11.98，p<0.05)和压力(F=19.56，p<0.01)得分上均显著高于男性；18-45岁年龄组比45岁以上组报告更高的抑郁(F=11.46，p<0.05)和焦虑(F=6.77，p<0.05)水平；出乎意料的是，非一线工作者的压力水平显著高于一线工作者(F=15.32，p<0.01)，这与国际上的多数研究发现相反。

四因素模型的深入分析

当检验包含一般负性情绪高阶因子的四因素模型时，发现所有21个项目在该因子上的负载都很高（0.526-0.803）。然而，特定维度的负载模式出现问题：抑郁维度中仅1个项目有显著负载，焦虑维度有4个，压力维度有3个。这一发现支持了在疫情背景下，DASS-21可能主要测量的是一个弥漫性的一般心理痛苦构念，而非三个清晰区分的情绪维度。

研究结论与意义

这项研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新冠疫情期间的特殊心理背景下，DASS-21虽然仍然是评估一般心理痛苦的有效工具，但其原始理论构想的三个维度区分度受到挑战。极高维度间相关性（r=0.94-0.96）可能反映了危机情境下情绪体验的本质性变化——当个体处于持续、强烈的应激状态时，抑郁、焦虑和压力这些通常在正常情境下可区分的情绪状态，可能融合为一种弥漫性的心理痛苦。

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理论上，它支持了情绪研究的情境依赖性观点，提醒研究者评估工具的心理学意义可能随着文化背景和情境压力而变化。实践中，它告诫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在使用DASS-21进行疫情相关评估时，应谨慎解释各维度的独立意义，而更关注总分反映的整体痛苦水平。

研究发现的群体差异模式也颇具启发性。与预期相反，印度一线工作者表现出较低的心理痛苦水平，这可能与他们的优先接种疫苗资格、专业训练和应对经验有关。而女性和年轻成年人（18-45岁）作为脆弱群体需要特别关注，这一发现与印度劳动力结构和社会角色分工密切相关。

当然，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如缺乏与其他效标工具的聚合效度检验、雪球抽样法的代表性限制等。未来研究可结合更严谨的抽样设计、多方法测量（如临床访谈、生理指标）来进一步验证这些发现。但无论如何，这项研究为理解危机情境下心理评估工具的性能提供了宝贵见解，为未来开发更具文化敏感性和情境适应性的心理测量工具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