喉切除术后早期并发症的发病率、严重程度及危险因素回顾性分析

《Hormones & Cancer》：Incidence, severity, and risk factors of early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 laryngectomy patient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本研究针对喉癌及下咽癌患者术后并发症管理难题，回顾性分析了433例喉切除术患者的临床数据。结果显示早期并发症发生率为19.4%，其中部分喉切除术以皮下气肿（12.0%）为主，全喉切除术以伤口感染和咽皮瘘（各6.3%）最常见。Clavien-Dindo分级显示93.5%为轻度并发症。多因素分析确定ASA分级、术前营养状况（血红蛋白<12.5g/dl、BMI≥25kg/m2）及饮酒史为独立危险因素，为术前风险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

　　

喉癌和下咽癌是头颈部常见的恶性肿瘤，在中国北方地区标准化发病率为0.70/10万。虽然放疗和经口激光微手术在许多地区已成为主流治疗方式，但在中国，手术切除仍是治疗喉恶性肿瘤的基石。对于早期（T1和T2）喉癌，常选择部分喉切除术（PL）以在实现疾病局部控制的同时最大程度保留喉功能；而对于局部晚期（T3和T4）喉癌和下咽癌，特别是肿瘤扩展超出喉部的情况，则需要进行全喉切除术（TL）。

然而，喉切除术后的并发症与不良的短期和长期预后相关，不仅导致住院时间延长和再入院率增加，还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和医疗专业人员的负担。由于研究间缺乏可比性，文献中对并发症发生率和危险因素的描述并不统一。特别是关于部分喉切除术并发症的报告仍然有限。此外，中国缺乏来自大规模患者队列的全面并发症数据，尤其是关于部分喉切除术患者的信息更为匮乏。因此，减少术后并发症、加强围手术期管理，并对潜在并发症患者进行早期识别至关重要。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旨在详细记录和分析部分和全喉切除术后的早期术后并发症，并识别相关的危险因素。该研究还采用Clavien-Dindo分类（CDC）系统评估这些并发症的严重程度。研究结果发表在《Discover Oncology》杂志上。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回顾性队列分析的方法。研究人员从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头颈外科的电子病历系统中，收集了2023年2月至10月期间接受喉切除术的433例连续患者的临床数据。数据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临床特征、手术治疗、实验室检查以及术后30天内的并发症。使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来识别术后早期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并发症的严重程度采用Clavien-Dindo分类进行标准化评估。

研究结果

患者基线特征

研究共分析了433例接受PL或TL的喉癌患者。平均年龄为63.43±8.0岁，男性占绝大多数（96.30%），PL是最常见的手术方式（63.5%）。仅有2.5%和5.3%的患者分别接受了术前放疗和化疗。最常见的肿瘤分级是T2。大多数患者（95.6%）的ASA分级≤2。共有229例（52.9%）患者接受了同期颈清扫术。使用带蒂皮瓣进行重建的有38例。中位手术时间为173分钟，平均住院日为14.5±5.1天。

并发症发生率和类型

共有84例（19.40%）患者发生了92例次并发症，其中8例患者经历了两种不同的并发症事件。PL和TL相关的并发症发生率相近，分别为19.3%和19.6%。在PL患者中，最常见的并发症是皮下气肿（12.0%）。在TL患者中，伤口感染和咽皮瘘（PCF）最为常见，各占6.3%。大多数并发症（60.9%）发生在术后7天内。根据Clavien-Dindo分级，43.5%为I级并发症，50.0%为II级并发症，6.5%为III级并发症。未观察到与手术相关的死亡或IV级并发症。

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分析

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人员识别了不同并发症类型的独立危险因素。

对于TL患者的总体并发症，既往饮酒（OR 5.58）、当前饮酒（OR 3.19）、ASA分级>2（OR 8.68）是显著危险因素，而TNM IV期则显示出较低的并发症风险（OR 0.21）。

对于局部并发症，在PL患者中，低术前血红蛋白（<12.5g/dl）是独立危险因素（OR 5.88）。在TL患者中，高ASA分级（OR 6.37）和高BMI（≥25kg/m²， OR 2.89）是局部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对于气道并发症，在TL患者中，低术前血红蛋白（<12.5g/dl）是唯一的独立危险因素（OR 7.81）。在PL患者中，未发现总体并发症和气道并发症的显著危险因素。

研究结论与意义

本研究全面描述了中国单中心喉切除术后早期并发症的流行病学特征。总体并发症发生率（19.4%）与部分国际报道接近，但严重并发症发生率低，且咽皮瘘等特定并发症发生率低于某些西方研究，这可能与本研究队列中 salvage 手术比例低、以及术后延迟经口进食等管理策略有关。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是明确了ASA生理状态和术前营养状况（通过血红蛋白和BMI反映）是术后并发症的独立预测因子。

这些结论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首先，它们强调了术前评估和优化的关键作用。对于计划接受TL的患者，应特别关注其ASA分级所反映的整体健康状况以及营养状况。术前戒酒和营养支持（如纠正贫血）应作为预康复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PL患者，虽然总体风险较低，但仍需关注术前营养，尤其是血红蛋白水平，以预防局部并发症。其次，本研究采用的Clavien-Dindo分级系统为并发症的严重程度提供了标准化衡量标准，有利于不同机构间治疗质量的比较。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其回顾性设计可能引入记录偏倚，30天的观察窗口无法捕捉远期并发症（如狭窄、功能影响），单中心数据可能影响结果的普适性，并且未分析并发症与长期生存结局的关联。未来的研究可以着眼于前瞻性设计、纳入更广泛的并发症类型、延长随访时间以及探索并发症与肿瘤学结局的关系。

总之，这项研究为中国人群喉切除术后的并发症管理提供了宝贵的本土数据。通过识别可干预的危险因素，如全身状况和营养指标，本研究为制定个体化的围手术期管理策略、降低并发症风险、改善患者预后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