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斑点追踪超声心动图在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CHOP方案化疗后早期心功能损伤检测中的价值

《The Egyptian Journal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3D versus 2D echocardiography in early detection of chemotherapy induced systolic dys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non-Hodgkin lymphoma receiving CHOP protocol

本研究针对化疗药物（尤其是CHOP方案中的多柔比星）引起的心脏毒性（Cardiotoxicity）问题，通过对比二维（2D）与三维（3D）斑点追踪超声心动图技术，对50例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进行前瞻性观察。结果显示，2D超声心动图左室射血分数（LVEF）在化疗后3个月未出现显著异常，而3D应变参数（GLS、GAS、GRS、GCS）均出现统计学意义的下降，提示3D应变分析可较传统方法更早识别亚临床心肌功能障碍，为肿瘤患者心脏安全监测提供重要工具。

　　

在肿瘤治疗领域，化疗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消灭癌细胞的同时，也可能对心脏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特别是含有蒽环类药物（如多柔比星）的CHOP方案（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长春新碱+泼尼松），虽然是非霍奇金淋巴瘤（Non-Hodgkin Lymphoma）的标准治疗方案，但其心脏毒性副作用却成为临床医生面临的严峻挑战。更令人担忧的是，当患者出现心悸、气短等明显症状时，心肌损伤往往已经发展到难以逆转的阶段。

传统上，医生们依赖二维超声心动图（2D Echocardiography）测量的左室射血分数（LVEF）来评估心功能。但这种方法存在明显局限：LVEF对早期心肌功能变化的敏感性不足，等它出现下降时，患者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这就好比用一把刻度粗糙的尺子去测量细微的变化——当尺子显示变化时，实际变化早已超出可控范围。

为了解决这一临床痛点，开罗大学重症医学科的Mai Adel Sahbal教授团队开展了一项前瞻性观察研究，成果发表在《The Egyptian Journal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2025年第12期。研究人员创新性地将三维斑点追踪超声心动图（3D Speckle Tracking Echocardiography）技术应用于接受CHOP方案治疗的淋巴瘤患者，试图找到更早期、更敏感的心脏毒性预警指标。

研究团队采用了严谨的实验设计，所有患者在接受化疗前和化疗后3个月分别接受2D和3D超声心动图检查。关键技术方法包括：使用GE Vivid E9彩色多普勒超声扫描仪进行图像采集；通过3D斑点追踪技术分析左心室整体纵向应变（GLS）、整体圆周应变（GCS）、整体径向应变（GRS）和整体面积应变（GAS）；同时采用传统2D超声测量LVEF和心室尺寸参数作为对照。研究对象为50例来自开罗大学国家癌症研究所的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累计多柔比星剂量为200 mg/m²。

2D超声心动图参数变化

数据显示，传统2D超声测量的LVEF虽然从基线期的62.38%±2.68%下降到随访期的60.08%±1.60%，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但这一变化幅度并未达到英国超声心动图学会（BSE）定义的临床心功能不全标准（下降>10%且绝对值<50%）。其他结构参数如左室舒张末期内径（LVIDd）和收缩末期内径（LVIDs）的变化均不显著。这表明传统2D超声在检测早期心功能变化方面敏感性有限。

3D超声心动图参数变化

相比之下，3D斑点追踪技术揭示的变化更为显著。虽然3D测量的LVEF（58.94%±4.87% vs 58.06%±4.90%）和心室容积参数均未出现显著变化，但所有应变指标都出现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下降：GLS从-16.90%±3.23%降至-15.88%±3.32%（下降约6%），GAS从-28.20%±4.27%降至-26.26%±4.13%（下降约6.8%），GRS从46.18%±12.26%降至42.18%±8.75%（下降约8.6%），GCS从-15.78%±3.23%降至-15.02%±3.37%（下降约4.8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8名患者出现了GLS下降超过15%的" probable subclinical cardiotoxicity"（很可能亚临床心脏毒性）改变。

讨论与意义

这项研究的发现与多项前期研究相互印证。Barattache等人在乳腺癌患者中观察到类似现象：在化疗开始后3个月，GLS出现≥15%的下降。Sawaya团队也报道了化疗3个月后GLS下降超过10%的情况。这些一致性结果强有力地证明了3D应变分析在早期心脏毒性检测中的优越性。

从临床实践角度看，这一发现具有重要价值。多柔比星心脏毒性可分为急性和慢性两种形式。急性毒性通常在给药期间或给药后2-3天内出现，表现为心肌炎、心律失常等，但多为可逆性改变。而慢性毒性则与累积剂量密切相关，当多柔比星剂量超过500 mg/m²时，心脏毒性发生率显著上升。本研究在较低剂量（200 mg/m²）下就检测到了应变参数的改变，说明3D应变分析能够识别出传统方法难以发现的早期心肌损伤。

更重要的是，早期识别亚临床心脏毒性为临床干预提供了时间窗口。如Cardinale研究表明，在化疗早期使用依那普利或卡维地洛可以延缓左室功能不全的进展，从而降低心力衰竭和死亡风险。因此，将3D应变分析纳入肿瘤患者心功能监测体系，有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防患于未然"。

这项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样本量相对较小、随访时间有限，未能评估长期临床结局。但毫无疑问，它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更精密的"尺子"来度量化疗对心脏的早期影响。随着精准医疗理念的深入，个体化的心脏安全监测将成为肿瘤综合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3D应变分析技术正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坚实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