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更新世至全新世过渡时期（约12.8万至11.2万年前），阿塔卡马沙漠核心地区人类多样化的饮食策略与居住模式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Diversified human dietary strategies and settlement patterns in the core of the Atacama Desert during the late Pleistocene-Holocene transition (～12.8 – 11.2 ka)

末次冰期后南美洲荒漠平原人类适应环境与资源利用研究，发现Pampa del Tamarugal存在两种定居系统：Quebrada Maní湿地区为季节性营地，捕获处理啮齿类、鸟类及原驼；Pampa Ramaditas河漫滩区为短期营地，侧重小型猎物。研究揭示了该区域作为生态避难所对早期人类扩散的关键作用，分析了动物骨骼埋藏过程及资源多样性。

　　
塔马鲁尔潘帕盆地末次冰期后人类适应策略的考古学研究

研究团队以智利北部塔马鲁尔潘帕（Pampa del Tamarugal，PdT）盆地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古遗址的 zooarchaeology 分析与 paleoenvironmental 推断，揭示了末次冰期-全新世过渡期（约2.6万至2万年前）人类在这一极端干旱环境中的生存智慧。该研究涉及5个考古遗址的24,309件动物骨骼标本分析，结合地质年代测定与生态重建技术，系统探讨了早期人类如何应对青藏高原东麓的气候变化。

研究区域位于阿塔卡马沙漠核心地带，地理坐标介于南纬19°17′至21°30′之间，西邻安第斯山脉，东接沿海 cordillera。该盆地特殊的地理区位使其在末次冰期后（约1.6万年前）成为重要的生态避难所。气候考古数据显示，该地区曾经历中央安第斯多雨事件（CAPE）的阶段性湿润期，这些气候波动使得看似贫瘠的荒漠区域形成了短暂的生物多样性热点。

考古发现显示，PdT盆地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定居模式：在Maní沼泽地的遗址群（约12,800-11,200年前）发现了季节性营地，其文化层堆积厚度达3.39立方米，包含丰富的中小型动物骨骼（啮齿类、鸟类、 guanaco等）。与之形成对比的是Ramaditas泛滥平原的遗址（约12,400-11,300年前），这些非定居营地仅存少量骨骼，显示其更侧重流动性。值得注意的是，两种营地都表现出对本地特有资源的精细化利用，包括特殊处理技术的动物骨骼和碳化植物遗存。

在动物资源利用方面，研究团队发现该地区存在显著的物种替代现象。遗址中出土的Ctenomys啮齿类、Zenaida燕鸥等12个物种，目前都已从PdT消失。通过骨 прямизация技术（骨骼形态分析）和碳化植物遗存分析，证实这些物种在末次冰期后（约9,500年前）逐渐灭绝，与区域气候趋干密切相关。研究特别指出，尽管该地区历史上存在大型兽类（如猛犸象、美洲野牛），但考古证据显示其居民更依赖中小型动物资源，这与阿根廷潘帕斯地区对大型兽类的依赖形成有趣对比。

技术方法方面，研究创新性地结合了三维激光扫描与微痕量分析技术。针对细小骨骼（如啮齿类）的分离处理，采用0.2毫米筛网配合浮选法，成功提取了占样本总量11.09%的完整骨骼序列。通过比较不同遗址的骨标本密度（NSP/m3），发现Maní遗址的骨骼堆积密度是Ramaditas的5.8倍，这可能与营地使用强度及人类活动持续时间有关。

在生态适应策略上，研究揭示了多维度生存智慧。首先，居民利用沼泽湿地与泛滥平原的时空互补性：冬季在Maní沼泽地捕猎啮齿类、鸟类，夏季在Ramaditas捕捉小型有蹄类。其次，开发非典型资源，包括采集仙人掌果实、利用盐渍化土壤中的特殊地衣，以及制作复合工具处理坚硬的灌木茎干。更值得注意的是，居民通过建立区域性物资交换网络，从安第斯山脉获得磨制石器，从热带雨林获取木炭，这种跨生态区的资源整合能力远超传统认知。

社会结构重建方面，研究团队提出"弹性营地"概念。不同于传统认为的单一固定营地，PdT居民建立了半径超过50公里的移动网络，核心区域集中在Maní沼泽地周边。通过碳-14测年数据显示，同一营地连续使用时间超过300年，但不同遗址的共存时间不超过200年，这表明存在动态的社群重组机制。研究推测，这种灵活性使居民能够快速响应气候变化，当某个区域资源枯竭时，社群可整体迁移至新形成的湿地或泛滥平原。

环境压力测试表明，末次冰期后约9,500年气候突变导致该生态系统崩溃。研究通过对比遗址中骨化植物的形态变化，发现从8,500年前的典型荒漠植被到9,500年后全无植被覆盖的过渡期，与人类活动强度呈负相关。当气候变得极端干旱（约9,500年后），遗址间距扩大至15公里以上，反映出人类被迫适应更广泛的地理范围。

该研究对理解早期南美人类扩散模式具有重要启示。首先，PdT盆地作为生态避难所的案例，挑战了传统认为人类只能沿海岸线或大型水系扩散的观点。其次，发现的小型动物骨骼占比高达78%，这颠覆了学界长期认为大型兽类是主要食物来源的认知。最后，揭示的跨区域资源整合网络，为研究早期安第斯文明的社会复杂性提供了新视角。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1）不同气候波动周期内人类活动节律的响应机制；2）小型动物骨骼加工技术与社会分工的关系；3）跨生态区交换网络的物质证据。这些方向将有助于深化对早期人类生态适应策略的系统认知，并为理解现代干旱地区人群的社会组织形态提供历史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