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le Futures》:Influencing factors of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digital management of village affairs in underdeveloped areas——findings from SEM and fsQ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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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将SOR、MOA和TAM框架整合为一个复合MOCA-R模型,考察了影响村民参与数字化乡村治理的因素。基于对湖南省欠发达地区591名村民的调查,并采用SEM和fsQCA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动机直接及间接(通过感知有用性和易用性)促进参与意愿;而机会和能
本研究通过将SOR、MOA和TAM框架整合为一个复合MOCA-R模型,考察了影响村民参与数字化乡村治理的因素。基于对湖南省欠发达地区591名村民的调查,并采用SEM和fsQCA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动机直接及间接(通过感知有用性和易用性)促进参与意愿;而机会和能力缺乏直接效应,但通过改善易用性和降低感知风险来促进参与;感知有用性是最强的正向预测因子,而风险持续抑制参与;fsQCA揭示了四种实现高参与的不同路径:动机驱动型、机会驱动型、动机-机会刺激型和动机-能力保障型。这些发现支持了一种针对性的干预方法,包括技术、宣传和培训,以增强感知有用性、机会和数字能力,从而维持村民参与。
**研究背景与问题**
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核心包括民主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以及村务公开。随着互联网在农村的快速普及,各级政府积极推动数字技术融入乡村治理,数字化管理成为新时代基层民主的创新形式,能降低村民参与成本、提高透明度。然而,在欠发达地区,传统村务治理仍存在参与率低、监督机制不完善、信息滞后等问题。尽管数字平台推广迅速,但许多平台面临“建而不用、用而无效”的困境,村民参与意愿低、互动少,甚至沦为形象工程。现有研究多聚焦宏观理论框架和政策路径,缺乏对欠发达地区村民参与数字化村务管理行为机制的深入分析,尤其是多维交互视角的探讨。为此,本研究旨在系统考察影响村民参与数字化村务治理的因素,以问题为导向提出改进策略,释放数字治理效能,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向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论文发表在《Sustainable Futures》上。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基于SOR(刺激-机体-反应)框架、MOA(动机-机会-能力)理论和TAM(技术接受模型),构建了复合MOCA-R模型,涵盖动机(M)、机会(O)、能力(C)、感知有用性(A)、感知易用性、感知风险、参与意愿和参与行为。通过对湖南省欠发达地区(湘西州12个县)591名村民的问卷调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进行数据分析。SEM结果显示:动机直接正向影响参与意愿,并通过感知有用性和易用性间接促进;机会和能力虽无直接效应,但通过提升感知易用性和降低感知风险间接促进参与;感知有用性是最强的正向预测因子(β=0.416),感知风险显著抑制参与(β=-0.255);参与意愿正向预测行为(β=0.686)。fsQCA揭示了四条高参与路径:动机驱动型(S1)、机会驱动型(S2)、动机-机会刺激型(S3)和动机-能力保障型(S4),其中机会驱动型路径解释力最强(原始覆盖度0.552)。这些发现表明,村民参与行为受多种条件组合驱动,需采取差异化干预策略,如提升平台有用性、增加机会供给和增强数字能力,以维持可持续参与。
**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两种关键技术方法:第一,结构方程模型(SEM),用于检验理论模型中各路径的净效应和显著性,验证变量间的直接、间接和总效应,确保模型拟合度(拟合指数均达标)。第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用于识别导致高参与行为的多重条件配置,揭示不同村民群体的参与路径,体现等效性原则。样本来源为湖南省湘西地区(包括麻阳县等欠发达地区),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基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县分为高、中、低三层,每层随机抽取2个县,共6个县,每县约85户,发放7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591份(有效率84.42%)。此外,研究整合了SOR、MOA和TAM框架构建MOCA-R模型,并通过预调查和专家咨询修正测量题项,最终形成包含8个潜变量、25个观察变量的五级李克特量表。
**研究结果**
- **信效度分析**:通过Cronbach’s α检验(所有变量α>0.7)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R>0.7, AVE>0.5, 因子载荷>0.6),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收敛效度;区分效度通过Forner-Larcker准则检验(各变量AVE平方根大于其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确认变量间统计可区分。
- **结构模型检验**:使用AMOS 26.0进行路径分析,模型拟合指标均达标(CMIN/DF=1.932, RMSEA=0.040, GFI=0.938等)。13个假设得到支持:感知有用性(H1)、感知易用性(H2)、动机(H6)正向影响参与意愿;感知易用性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H3);感知风险负向影响参与意愿(H4);参与意愿正向影响行为(H5);动机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H7)和易用性(H8);机会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H11)和易用性(H12),负向影响感知风险(H13);能力正向影响感知易用性(H16),负向影响感知风险(H17)。动机对感知风险的负向影响(H9)、机会对参与意愿的直接效应(H10)、能力对参与意愿的直接效应(H14)以及能力对感知有用性的影响(H15)未获支持。
- **必要条件分析**:所有前因条件的一致性均低于0.9,表明无单一条件是高参与行为的必要条件。
- **充分条件分析**:设置频率阈值1、一致性阈值0.8、PRI一致性阈值0.7,得到四个解:S1(动机驱动型:MO, PU, PE, PI同时存在,PR缺失,一致性0.930,覆盖度0.516);S2(机会驱动型:OP, PU, PE, PI存在,PR缺失,一致性0.926,覆盖度0.552);S3(动机-机会刺激型:MO, OP, PU, PI存在,PR缺失,PE可选,一致性0.948,覆盖度0.422);S4(动机-能力保障型:MO, AB, PU, PI存在,PR缺失,OP缺失,一致性0.946,覆盖度0.400)。总体一致性0.919,覆盖度0.609,表明模型解释力强。
- **稳健性检验**:通过改变校准点、案例频率阈值(设为2)和PRI一致性(设为0.65),所得配置与原有结果基本一致,证实结果稳健。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欠发达地区村民参与意愿略高于平均水平(均值3.399),但实际参与行为较低(均值2.898),存在“意愿-行为”不一致现象。动机直接驱动参与意愿,并通过提升感知有用性和易用性间接促进;机会通过影响认知中介(增强感知有用性和易用性,降低感知风险)间接促进参与,但无直接效应;能力通过提升感知易用性和降低感知风险间接促进,但无直接效应。感知有用性是最强正向预测因子,感知风险是主要障碍。SEM和fsQCA结果互补:SEM揭示了净效应,fsQCA识别了条件组合的等效性,例如机会和能力在配置中作为核心条件出现,取代了直接效应。研究结论翻译如下:欠发达地区村民参与数字化村务管理的行为受多种因素组合驱动,感知有用性、低感知风险和参与意愿是所有路径的共同核心条件;动机与机会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机会驱动型路径解释力最强;感知易用性并非必需,其缺失可由机会或能力补偿。研究建议采取差异化干预策略:建设透明数字治理模式,增强平台有用性、降低使用门槛并强化制度保障;实施分层推广策略,针对机会敏感型群体强调易用性和实用性,针对动机不足群体通过示范村和真实案例建立信任;建立内生数字能力发展体系,提供模块化培训和互助网络,提升村民自我效能感,实现从“能用”到“愿用、善用”的转变。研究局限包括样本代表性(仅限一省)、横截面设计、未纳入宏观变量(如治理结构、政策支持)、能力与感知易用性的区分效度需进一步验证,以及fsQCA结果的敏感性。未来研究应扩大样本范围、采用纵向或实验设计、纳入多层级变量并进行跨区域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