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跨性别恐惧政策环境对跨性别和非二元成年人有害酒精和物质使用的影响：一项基于华盛顿州PATH调查的研究

《Scientific Reports》：Impact of structurally transphobic policy environment on harmful alcohol and substance use among transgender and nonbinary adults

本研究针对美国反跨政策激增的严峻现实，探讨了结构性跨性别恐惧政策环境与跨性别和非二元（TGD）成年人有害酒精使用（HAU）和有害药物使用（HDU）的关联。研究发现，对州级反仇恨犯罪法律的准确认知可降低HAU风险（OR=0.69），而对全国反跨法案的高知晓度则与HDU风险增加相关（OR=1.62）。结果揭示了政策环境作为社会安全信号对TGD人群物质使用行为的重要影响，为制定保护性政策和针对性减害策略提供了关键证据。

　　

在美国，针对跨性别和性别多元（Transgender and Gender-Diverse, TGD）人群的政策环境正经历着剧烈变化。仅2023年，全美49个州就颁布了超过600项反跨性别州法律，其中188项直接针对TGD人群的医疗保健准入（如获得性别肯定护理的权利、保险覆盖）。这种结构性歧视的浪潮并非昙花一现，2024年及2025年相关法案数量持续创下新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量研究已证实TGD社区中有害酒精使用（Harmful Alcohol Use, HAU）和有害药物使用（Harmful Drug Use, HDU）的流行率显著高于顺性别人群。例如，一项研究发现TGD个体的酒精使用障碍（3.2% vs 1.3%）、多药物使用障碍（3.3% vs 1.0%）、药物使用障碍（6.6% vs 2.0%）和尼古丁使用障碍（27.0% vs 11.0%）的诊断率均高于其顺性别对照。这些物质使用行为常被理解为应对基于性别的污名和歧视的负面心理压力（如抑郁、焦虑、自杀意念）的方式。然而，在反跨政策立法活动空前频繁的当下，这些宏观的、结构性的压力源如何具体影响TGD个体的物质使用行为，仍是一个亟待探索的关键问题。理解这种关联对于在日益严峻的政治气候下制定有效的保护措施和减害策略至关重要。

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由Abby Baker和Arjee Restar等人组成的研究团队，在《Scientific Reports》上发表了题为“Impact of structurally transphobic policy environment on harmful alcohol and substance use among transgender and nonbinary adults”的研究论文。该研究基于华盛顿州的跨性别健康优先评估（Priority Assessment in Trans Health, PATH）项目的数据，首次系统探讨了构成结构性反跨政策环境的多个因素（包括对反跨法案的知晓度、对权利被剥夺的担忧、以及对州级保护性法律的认知）与TGD成年人HAU和HDU之间的关联。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横断面调查的设计方法。研究人员通过社区参与式招募（如当地组织、社区中心、支持团体、骄傲活动）、口碑传播和社交媒体平台，招募了797名居住在华盛顿州、年龄超过18岁、自我认同为跨性别谱系（包括二元跨性别者如跨性别男性/女性，以及非二元等性别多元身份）的成年人参与在线调查。为确保研究的伦理性和社区相关性，研究团队成立了跨性别科学家和利益相关者咨询委员会（Transgender Scientist and Stakeholder Advisory Board, TSSAB），由不同背景和专业知识的跨性别个体组成，将社区意见整合到研究的各个环节。数据分析采用了多变量回归模型并结合非参数自助法（Bootstrap, 重抽样1000次）来评估结构性反跨政策环境指标与HAU和HDU之间的关联。

样本人口学特征

本研究最终分析了797名TGD个体的数据。样本以年轻成年跨性别女性为主（81.9%），年龄主要集中在25-29岁（45.9%）和30-34岁（35.8%）。超过三分之一（39.7%）的参与者自我认同为有色人种。大多数参与者居住在大城市（38.6%），拥有私人保险（78.5%），并且当时正在接受性别肯定激素治疗（63.4%）。值得注意的是，超过一半（54.0%）的参与者报告存在未满足的心理健康治疗需求。在物质使用方面，超过半数（52.8%）的样本报告存在HAU，而报告HDU的比例相对较低（5.6%）。

双变量分析结果

在双变量分析水平，研究发现性别认同、性取向、居住地地理环境、教育水平、当前激素治疗使用情况、健康保险类型、家庭支持程度、对反跨政策的知晓度以及对本州反跨性别仇恨犯罪法律的了解程度，均与有害酒精使用存在独立关联。此外，年龄、性别认同、性取向、居住地地理环境、教育水平、当前激素治疗使用情况、健康保险类型、家庭支持程度、对反跨政策的知晓度、对权利被剥夺的担忧以及对本州反跨性别仇恨犯罪法律的了解程度，均与有害药物使用存在独立关联。

多变量回归模型揭示的关键关联

在控制了人口统计学特征（如性别、年龄、收入、教育、种族/民族、保险状况、城市化程度）、医疗保健信息和家庭对性别表达的支持等因素后，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揭示了结构性政策环境与物质使用之间的显著关联。

关于有害酒精使用（HAU），模型显示，能够准确了解所在州存在反仇恨犯罪法律（保护基于性别认同/表达的仇恨犯罪）的TGD成年人，报告HAU的几率显著降低（调整后比值比 Adjusted Odds Ratio [aOR] = 0.69, 95% 置信区间[CI]: 0.53-0.90; p=0.006）。这表明，对保护性立法的认知可能是一种保护性因素。

关于有害药物使用（HDU），在另一个单独的模型中，研究发现对全国范围内反跨性别法案的知晓度越高，与报告HDU的几率增加显著相关（aOR = 1.62, 95% CI: 1.09-2.41; p=0.02）。这意味着，越是意识到当前不利的政策环境，TGD个体出现有害药物使用行为的风险可能越高。

此外，分析发现，对 transgender 权利可能被剥夺的担忧，与有害酒精或药物使用之间均未显示出显著的统计学关联。

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反跨性别结构性政策意识对华盛顿州TGD成年人HAU和HDU的影响。结果清晰地表明，对反跨政策立法的知晓与物质使用结局之间存在显著关联。随着反跨政策数量的持续上升，这些研究发现凸显了通过消除医疗系统内的治疗障碍和加强为TGD人群提供减害服务的组织可及性，来保护TGD个体的迫切必要性。

研究结果与先前关于TGD社区中酒精和物质使用的研究一致，表明环境压力源能够影响物质使用行为。特别是，本研究样本中HDU的发现可以用社会安全理论 来阐释。该理论假定，可靠的联结、归属感、包容、认可和保护是基本的人类需求，当这些需求得到满足时，会抑制威胁警觉并促进健康。因此，经历、目睹和感知到高度的反跨性别污名，会损害社会安全的可及性，使个体持续处于痛苦和/或损害健康的警觉状态。在这种结构性压力下，TGD个体可能转向使用物质来应对社会压力源和威胁警觉。当限制TGD保护的政府行动日益增多时，个体可能为缓解已遭受的歧视而求助于物质。同时，那些寻求物质滥用治疗的人也可能面临治疗障碍，因为针对该人群的特异性干预措施有限，这进一步扩大了TGD人群中的医疗保健差距。

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准确了解州政府反仇恨犯罪政策与较低水平的HAU相关。这表明，对跨性别权利的法律保护可能解决了一种结构性压力源，并传递了社会安全的信号，这或许能导致痛苦水平和/或威胁警觉降低，进而减少物质使用行为。这一发现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保护性立法作为社会安全指标的作用机制。此外，研究未发现对权利被剥夺的担忧与物质使用存在显著关联，这可能与时间折现 有关，即个体可能更关注当前法律环境带来的直接压力，而低估了未来潜在权利丧失的影响。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样本采集自美国一个政治相对进步的地区（华盛顿州），可能无法完全代表全美，特别是保守地区TGD人群的状况。物质使用行为依赖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回忆误差。研究所用的酒精使用障碍识别测验-消耗量（AUDIT-C）工具在本样本中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 = 0.63）虽在探索性研究可接受范围内，但也反映出将基于顺性别规范开发的工具应用于TGD人群时存在的根本性测量挑战，未来需要开发更具性别包容性的评估工具。数据收集于2023年初，COVID-19大流行的持续影响可能干扰了参与者对政策环境的关注度和典型的物质消费模式。此外，样本中跨性别女性比例过高，可能限制了结果对其他性别群体（如非二元性别者、跨性别男性）的普遍性。社会支持的测量仅聚焦于家庭支持，未能充分体现TGD人群从同伴或选择家庭等非家庭来源获得的支持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这项研究强调了立法政策对TGD人群酒精和药物使用的潜在影响。鉴于当前的政治气候和对TGD个体的态度，持续调查这些政策对跨性别社区的健康影响至关重要。政策制定者和政府官员在为普通民众制定法律时，应充分考虑跨性别健康不平等问题。在跨性别权利未得到充分保护的地区，应使社区资源（如政府资助的住房、LGBTQ中心支持小组、社会服务和健康服务）更容易获得，以帮助缩小跨性别社区的健康差距。未来的研究应深入探索结构性政策如何影响其他健康结局，特别关注社会安全的指标（如保护措施和包容性）如何与该人群的酒精和物质使用相关联，从而为制定更有效的干预和支持策略提供证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