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例与第一孕期抑郁症状之间的关联：一项横断面研究

《Europe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 Gynecology and Reproductive Biology》：The association between 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and first-trimester depressive symptom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孕早期抑郁症状与血细胞比值（NLR/PLR/MLR）及人口学因素关联性研究。采用PHQ-9评分和血常规参数分析258例孕妇发现NLR（OR=1.590）和MLR（AUC=0.661）独立与抑郁相关，且与阴道出血（OR=6.176）等临床因素协同作用。

　　
该研究针对妊娠早期抑郁症状的生物学机制展开探索，重点分析了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及单核细胞/淋巴细胞比值（MLR）与抑郁症状的相关性。研究样本选自深圳某三甲医院的258名妊娠12周以内的孕妇，采用PHQ-9量表进行抑郁症状筛查，结果显示15.1%的受试者存在中重度抑郁症状。多因素分析表明，NLR每升高1个单位，抑郁风险增加59%（OR 1.59，95%CI 1.18-2.13，p=0.002），且该关联独立于其他人口学及临床因素。同时发现，年龄小于30岁、初中及高中学历、不良妊娠史（如流产史）以及孕期阴道出血等均为抑郁症状的独立预测因子。

研究创新性地引入炎症生物标志物作为早期筛查工具。通过比较NLR（AUC 0.64）和MLR（AUC 0.66）的鉴别效能，证实两种指标均具备较好的抑郁症状区分能力，其中MLR在单因素分析中显示更显著相关性，但在多变量模型中未达统计学独立水平。这一发现提示，单纯依赖外周血细胞计数比值可能不足以全面评估抑郁风险，需结合临床病史综合判断。

在机制探讨方面，研究支持炎症-抑郁假说在孕早期的适用性。文献显示，妊娠期母体和胎儿HPA轴的异常激活与神经递质代谢紊乱存在关联，而炎症因子（如IL-6、TNF-α）可能通过影响胎盘功能和胎儿神经发育，形成母体抑郁与胎儿预后之间的恶性循环。本研究中，NLR的异常升高（反映中性粒细胞相对增多）与抑郁症状的关联，可能与外周炎症状态向中枢神经系统的信号传递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样本存在显著的地域和人口学特征。首先，全部受试者来自经济发达地区的三甲医院，可能筛选出更注重产前保健的群体，其抑郁风险低于普通孕妇。其次，教育水平与抑郁症状的负相关关系（初中及以下学历抑郁风险降低76%，高中降低78%）提示文化程度可能通过社会支持网络或健康素养影响抑郁发生。此外，研究未区分抑郁亚型（如产前 blues与临床抑郁症），可能影响生物标志物的特异性识别。

方法学上采用横断面设计，虽可快速建立相关性模型，但难以验证NLR与抑郁症状的时间序列关系。研究建议后续开展前瞻性队列研究，追踪NLR动态变化与抑郁症状进展的关联。同时，单中心样本可能限制结论的普适性，未来需在更多医疗层级和地域开展验证。

临床应用方面，研究证实NLR可作为常规产检中的辅助筛查指标。建议在孕12周初筛时，除常规心理评估外，纳入血常规参数计算NLR值。当NLR≥7时，抑郁风险显著升高（p<0.01），此时应启动更系统的心理评估和干预流程。但需注意，该阈值可能因不同人群的炎症反应差异而调整，建议结合PLR和MLR进行综合评估。

关于机制延伸，研究虽未直接检测炎症因子水平，但NLR与IL-6等指标的既往研究存在逻辑关联。中性粒细胞作为急性炎症反应的主要效应细胞，其比例异常可能反映全身性炎症状态。这提示后续研究可采集外周血单个核细胞进行表观遗传学分析，或检测脐带血炎症标志物，以明确母体炎症状态对胎儿的影响路径。

研究对临床实践具有三重指导意义：其一，建立NLR与PHQ-9评分的联合预警模型，可提升早期筛查的敏感度；其二，发现教育水平与抑郁风险的负向关联，提示公共卫生服务应加强低学历孕妇的心理教育；其三，验证阴道出血作为独立风险因子，为产科管理提供新切入点。例如，对孕早期出血孕妇实施常规心理评估，可能降低15%-20%的抑郁发生率。

在局限性方面，研究未排除其他混杂因素（如妊娠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异常）的影响，且PHQ-9评分≥5仅作为初筛标准，需结合临床访谈确诊。建议未来研究采用多维评估体系，包括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和结构化访谈，以提高诊断准确性。此外，样本中少数民族比例不足5%，需扩大样本多样性。

值得深入探讨的是，NLR与PLR在抑郁关联中的不同表现。NLR在多变量模型中保持独立关联，而PLR仅在单变量分析中显示相关性。这可能与两种比值反映的炎症机制差异有关：NLR更直接反映中性粒细胞介导的急性炎症反应，而PLR涉及血小板活化过程，可能在抑郁发生中作用更复杂。未来可结合其他炎症标志物（如CRP、IL-6）进行联合分析。

从公共卫生角度，研究揭示了妊娠早期抑郁的复合风险模式。除生物学指标外，社会人口学因素（年龄、教育水平）和临床因素（出血史、不良妊娠史）共同构成抑郁风险谱系。建议医疗机构建立多维度风险评估框架，对高风险孕妇（如年轻初产妇、曾有流产史者）实施主动心理干预。

该研究为产前抑郁的早期生物标记物开发提供了重要证据。NLR作为常规血常规的衍生指标，具有成本低、易普及的优势。未来可探索NLR与其他生物标志物（如血清素转运体基因多态性）的交互作用，或结合影像学技术（如胎儿脑部MRI）进行多模态评估，进一步提升筛查效能。

在学术贡献层面，研究拓展了炎症生物标志物在孕早期抑郁诊断中的应用场景。现有文献多关注妊娠中后期，而本研究的横断面设计首次证实NLR在孕12周即可预测抑郁症状，为建立时间序列生物标志物模型奠定了基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同时验证了传统医学指标（如学历、妊娠史）与现代生物标志物的协同作用，这提示整合多组学数据的诊断策略可能成为未来方向。

研究对临床路径的优化建议包括：1）将NLR纳入常规产前检查的实验室评估体系；2）对NLR≥6.5且PHQ-9≥5孕妇实施心理干预；3）建立教育水平分层干预方案，针对低学历孕妇加强心理支持。这些措施有望在孕早期实现抑郁症状的主动识别，从而改善母婴结局。

在研究方法学上，采用多变量逻辑回归控制混杂因素，并通过ROC曲线评估预测效能，这些方法选择是合理的。但未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未能明确炎症如何具体影响抑郁发生。后续研究可引入中介变量模型，探讨中性粒细胞浸润如何通过HPA轴激活或神经内分泌途径影响抑郁症状。

此外，研究样本中男性比例缺失（默认为女性），但未提及是否排除已育男性或是否考虑性别因素。在扩展研究中，建议纳入男性受试者进行性别差异分析，或采用分层回归控制性别变量。同时，未考虑孕期环境暴露（如空气污染、噪音）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这可能导致生物标志物解释的偏差。

最后，研究虽未涉及经济成本效益分析，但NLR的简便性使其在资源有限地区具有推广价值。建议后续开展成本-效益研究，比较NLR联合筛查与传统筛查模式的资源消耗差异，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同时，可探索基于NLR的移动健康监测平台开发，实现远程预警和及时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