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致命性扼颈后神经影像学特征回顾性分析:损伤模式、临床特征与诊断价值评估
《Clinical Neuroradiology》:Neuroimaging in Non-fatal Strangulation: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Injury Patterns, Clinical Features and Diagnostic U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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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12月10日
来源:Clinical Neuroradiology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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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推荐:为解决非致命性扼颈(包括自伤性SIS和他伤性NSIS)后继发损伤的流行病学特征不明、影像学检查指征模糊等问题,研究人员开展了此项回顾性研究。通过分析124例次神经影像学资料,发现严重损伤罕见,舌骨喉复合体(HLC)骨折和软组织血肿(STH)最为常见,而颈血管钝性损伤(BCVI)为零检出。研究明确了高龄、男性、濒死性悬吊和插管为损伤风险因素,并识别出以年轻女性、情绪失调为特征的高复发性自伤亚组。该研究为临床选择性应用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优选磁共振成像(MRI)提供了循证依据,对优化急诊资源配置和法医学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扼颈,这一古老而残酷的行为,在现代社会依然是一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超过72万人死于自杀,其中在德国,2023年自杀死亡人数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近三倍,而悬吊、扼颈和窒息是最常见的自杀方式,占比高达41%。然而,这冰冷数字背后隐藏着一个常被忽视的群体——非致命性扼颈的幸存者。他们挣扎在生死边缘后,面临的不仅是心理创伤,还有潜在的、可能致命的继发性损伤风险,如颈动脉夹层、舌骨或喉部骨折以及缺氧性脑损伤。目前,针对濒死性悬吊(near-hanging)后损伤的研究已有一些,但对于自伤性(SIS)或他伤性(NSIS)的勒颈或手动扼颈,其损伤发生率和模式的数据却十分匮乏。尤其对于临床医生而言,面对一位扼颈后的幸存者,一个紧迫的难题摆在面前:是否需要进行紧急神经影像学检查?如果需要,选择计算机断层扫描(CT)还是磁共振成像(MRI)?过度检查意味着不必要的辐射暴露和医疗资源浪费,而检查不足则可能漏诊严重损伤,导致灾难性后果。这种临床决策的不确定性,正是德国汉诺威医学院Katja Doring等研究人员决心要探索的领域。
为了厘清非致命性扼颈后的真实损伤情况并评估影像学检查的效用,研究团队进行了一项长达近11年(2013-2024年)的单中心回顾性分析。该研究纳入了在汉诺威医学院接受CT和/或MRI检查的所有SIS或NSIS患者。研究人员从电子病历和影像档案中系统收集了人口统计学资料、扼颈机制(如悬吊、手动、勒颈)、精神病学共病、临床症状及影像学表现等关键数据。影像学评估由两位神经放射学家独立进行,重点关注与扼颈直接相关的损伤,包括舌骨喉复合体(HLC)骨折、软组织血肿(STH)、钝性颈血管损伤(BCVI)、缺氧性脑损伤(HBI)以及颈椎脱韧带损伤等。统计分析采用了曼-惠特尼U检验、费希尔精确检验等方法,并计算了比值比(OR)和效应大小,以识别与损伤相关的风险因素。
研究共纳入106名患者的124次扼颈事件后的神经影像学检查。患者平均年龄40.2岁,女性略多(55.7%)。自伤性扼颈(SIS)是绝对主体,占比80.6%(100例),而他伤性扼颈(NSIS)占18.5%(23例),另有1例为意外扼颈。在SIS中,勒颈是最常见的方式(68.0%),其次是濒死性悬吊(29.0%)。NSIS则几乎全部为手动扼颈(95.7%),且96%源于亲密伴侣暴力。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识别出一个独特的患者亚组:11名患者(占患者总数的10.4%)在研究期内多次(平均2.6次)因SIS接受神经影像学检查。这些患者更年轻(平均31岁),主要为女性(72.7%),常被诊断有边缘型人格障碍(BPD)或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但无一例在影像学上发现损伤。
绝大多数检查(96.8%)为CT成像,其中头颈部CT血管成像(CTA)占75.0%。MRI检查仅占3.2%。近三分之一(28.2%)的影像质量因患者躁动等原因而降低或较差,影响了评估。在检查过程中,部分患者需要辅助措施,包括镇静(13.7%)、机械约束(16.9%)和插管(7.3%),这间接反映了部分患者的危重状态或严重躁动。
在124次影像学检查中,高达87.9%(109例)未发现相关损伤。仅有11例(8.9%)发现了与扼颈直接相关的损伤。损伤类型上,HLC骨折和STH最为常见(各6例),其次是颈椎损伤(如齿状突骨折2例,脱韧带损伤2例)。令人关注的是,未发现一例BCVI或HBI。不同扼颈方式的损伤发生率差异显著:濒死性悬吊的损伤发生率最高(20.7%),NSIS为13.0%,而SIS中的勒颈损伤发生率极低(2.9%)。此外,还有9例(7.3%)发现了与扼颈不直接相关的继发性损伤(如面中部骨折、肢体骨折等)。
统计分析揭示,与扼颈相关损伤显著相关的因素包括:年龄增大(OR 1.04)、男性(OR 6.32)、濒死性悬吊(OR 12.36)以及插管(OR 8.65)。效应大小分析显示,年龄与损伤呈弱相关,而男性、濒死性悬吊和插管与损伤呈中等程度相关。临床体征(如颈部疼痛、呼吸困难等)在本研究中未显示出与影像学损伤的显著关联。
本研究最重要的发现是,非致命性扼颈后出现严重继发性损伤,特别是颈动脉夹层(BCVI),是极为罕见的。损伤主要集中在HLC骨折和STH,且多见于年龄较大、男性、采用濒死性悬吊方式以及需要插管的危重患者。这一发现挑战了对此类患者进行常规、无差别影像学筛查的必要性。
对于临床实践,本研究提供了关键的决策依据。对于意识清醒(GCS评分高)、缺乏神经系统缺损或明确创伤体征的扼颈幸存者,尤其是研究中识别出的那些以情绪调节为目的、反复发生SIS的年轻女性患者,急性期常规进行CT(尤其是CTA)检查的获益甚微,反而使其暴露于不必要的电离辐射风险之下。研究者强调,细致的临床评估(包括扼颈机制、意识水平、神经系统体征和颈部症状)应作为是否进行影像学检查的首要依据。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影像学毫无价值。相反,在某些特定场景下,其作用至关重要。对于意识水平下降、存在神经系统缺损、颈部疼痛或其他异常体格检查发现的危重患者,紧急影像学检查是必要的。特别是在法医学评估价值更高的他伤性扼颈(NSIS)案例中,为了获取充分的司法鉴定证据,即使患者无症状,也应考虑在48小时内进行MRI检查。MRI对软组织损伤和血管壁血肿的敏感性优于CT,且无辐射暴露,更适合用于这类需要长期随访和司法取证的情况。研究者为此专门制定了一个推荐诊疗流程图表,为临床医生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指引。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单中心设计、样本量有限(尤其是有损伤的病例数少),以及缺乏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等关键临床数据。这些因素可能影响统计效能和结果的普适性。
总之,这项发表在《Clinical Neuroradiology》上的研究为非致命性扼颈的临床管理提供了宝贵的循证医学证据。它倡导一种更为精准和理性的影像学应用策略:从“常规筛查”转向“基于风险评估的选择性检查”。这不仅有助于优化急诊医疗资源配置,减少不必要的医疗风险和辐射伤害,更能确保在真正需要的时候,为患者提供最恰当、最有效的诊断手段,同时在司法程序中捍卫证据的完整性。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大样本量和更全面的数据收集,以进一步阐明损伤特征、临床状态与精神健康史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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