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胃肠道癌症的分子发病机制与靶向治疗

《Molecular Biomedicine》:Gastrointestinal cancer: molecular pathogenesis and targeted therapy

【字体: 时间:2025年12月10日 来源:Molecular Biomedicine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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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综述系统阐述了胃肠道(GI)癌症的分子发病机制(涵盖关键驱动基因如KRAS、TP53、APC突变及Wnt、RAS-MAPK、PI3K-AKT等信号通路失调)与肿瘤微环境(TME)的相互作用,并详细评述了相应的靶向治疗(如抗EGFR、抗VEGF单抗)和免疫治疗(如PD-1/PD-L1抑制剂、CAR-T细胞疗法)策略。文章强调了分子分型(如TCGA、CMS)在指导精准医疗中的重要性,并展望了基于基因组学、表观遗传学和TME调控的个体化治疗及联合疗法等未来方向。

  
胃肠道癌症作为全球健康的重要挑战,其发生发展涉及复杂的分子改变和肿瘤微环境(TME)的相互作用。近年来,分子发病机制研究的深入揭示了关键的驱动基因突变、信号通路异常以及表观遗传调控在肿瘤起始和进展中的核心作用。
分子发病机制
遗传改变是GI癌症的基石。TP53作为“基因组守护者”,其失活突变在食管鳞状细胞癌(超过80%)、结直肠癌(约60%)和胃癌(约50%)中极为常见。这些突变不仅导致功能丧失(LOF),部分错义突变还可获得功能(GOF),促进肿瘤侵袭、转移和治疗抵抗。在结直肠癌(CRC)中,APC基因的失活突变是Wnt/β-连环蛋白(β-catenin)通路异常激活的早期事件。KRAS、NRAS和BRAF突变则持续激活MAPK/ERK通路,驱动细胞增殖。PIK3CA突变和PTEN缺失则通过PI3K/AKT/mTOR通路促进肿瘤生存。胆管癌(CCA)中FGFR2融合和IDH1突变,以及胰腺癌(PC)中KRAS突变和同源重组修复(HRD)相关基因(如BRCA1/2)突变,构成了其独特的分子图谱。神经内分泌肿瘤(GEP-NENs)和胃肠道间质瘤(GIST)也各有其特异的遗传背景。
表观遗传调控是另一关键层面。在结直肠癌中,CpG岛甲基化表型(CIMP)导致MLH1等错配修复(MMR)基因沉默,引起微卫星不稳定性(MSI)。组蛋白修饰(如EZH2介导的H3K27me3)和染色质重塑(如ARID1A突变)也深刻影响基因表达。RNA修饰,如m6A、A-to-I编辑等,通过调控mRNA稳定性、翻译和circRNA功能,在胃癌(GC)、肝细胞癌(HCC)和胰腺癌中影响肿瘤进展和治疗反应。
关键信号通路构成了复杂的调控网络。Wnt/β-catenin、PI3K/AKT/mTOR和MAPK/ERK通路是主要的驱动力,它们与Hippo(YAP/TAZ)、Notch、Hedgehog和TGF-β等通路存在广泛交叉对话,共同协调细胞命运、代谢重编程和免疫微环境塑造。
肿瘤微环境(TME)是GI癌症的鲜明特征。其独特性源于肠道菌群的直接免疫调节(如具核梭杆菌通过Fap2蛋白抑制NK细胞和T细胞活性)和黏膜免疫耐受的背景。代谢上,存在宿主、肿瘤和菌群三方对营养的竞争和代谢物(如短链脂肪酸丁酸盐)的复杂交换。不同GI癌症的TME也具器官特异性:胃癌TME与幽门螺杆菌(H. pylori)感染密切相关;结直肠癌可根据免疫细胞浸润程度分为“热肿瘤”(如dMMR/MSI-H)和“冷肿瘤”(如pMMR/MSS);胰腺癌具有极度纤维化的基质;肝细胞癌则形成于慢性肝病导致的纤维化和免疫耐受环境。
诊断生物标志物与技术
早期检测生物标志物的研究正从组织活检转向液体活检(血液、粪便)。循环肿瘤DNA(ctDNA)甲基化分析(如PanSeer检测)、片段组学、肿瘤来源的细胞外囊泡(EVs)以及宿主代谢和微生物组反应整合分析,结合人工智能(AI)模型,显著提高了早期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影像学技术如CT、MRI(包括DWI、DCE-MRI)、PET/CT、超声造影(CEUS)、共聚焦激光内镜(CLE)和胶囊内镜的发展,结合AI辅助诊断,实现了更精确的肿瘤定位、分期和治疗评估。
当前靶向治疗策略
单克隆抗体和小分子药物是靶向治疗的主力。抗EGFR抗体(西妥昔单抗、帕尼单抗)用于RAS野生型mCRC;抗VEGF/VEGFR2抗体(贝伐珠单抗、雷莫西尤单抗)和抗HER2抗体(曲妥珠单抗)在胃癌和结直肠癌中应用;针对新兴靶点如Claudin18.2(Zolbetuximab)、FGFR2(Pemigatinib、Futibatinib)和IDH1(Ivosidenib)的药物为特定患者带来希望。抗体药物偶联物(ADCs)如Trastuzumab Deruxtecan(DS-8201)和双特异性抗体(如Zanidatamab)展现了卓越疗效。小分子抑制剂如Regorafenib、Sorafenib、Lenvatinib以及PARP抑制剂(如Olaparib)和KRAS G12C抑制剂(Sotorasib, Adagrasib)也成功应用于临床。
免疫治疗方面,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如PD-1/PD-L1抑制剂(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和CTLA-4抑制剂(伊匹木单抗)已彻底改变了dMMR/MSI-H GI癌症的治疗格局。新兴ICIs靶向LAG-3、TIGIT、TIM-3等分子。过继性细胞疗法(ACT),如CAR-T细胞疗法(靶向CLDN18.2、HER2、MSLN)和TCR-T细胞疗法(靶向新抗原、KRAS突变、HBV抗原),以及肿瘤疫苗(基于树突状细胞(DC)、肽段/蛋白、新抗原、病毒载体和全肿瘤细胞),正在积极探索中,旨在激发特异性抗肿瘤免疫。
新兴疗法与未来方向
间充质干细胞(MSC)来源的外泌体作为天然递送载体,在诊断和治疗(如装载化疗药物、核酸)及调节TME方面潜力巨大。个性化医疗基于TCGA等分子分型(如GC分为EBV阳性、MSI、GS、CIN亚型;CRC的CMS分型)和液体活检技术,正推动“同病异治”的精准策略。联合疗法通过多机制协同(如免疫联合抗血管、靶向联合化疗、不同靶向药物联用)成为克服耐药、提高疗效的关键。
结论
胃肠道癌症的分子机制研究深化了我们对肿瘤发生发展的认识,并催生了众多有效的靶向和免疫治疗药物。未来,整合多组学数据的精准分型、多靶点联合策略、TME重编程以及创新药物形式(如双特异性抗体、ADCs、PROTACs)将继续推动GI癌症治疗领域的进步,最终改善患者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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