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公众对武装部队赌博问题的看法：基于情景实验的污名化研究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Public Perceptions of Gambling in the UK Armed Forces: Understanding Stigma Via a Vignette Experiment

本研究针对英国武装部队（AF）人员赌博危害日益严重但公众认知不足的问题，通过一项2×2在线情景实验，探讨了公众对AF人员赌博行为的污名化和共情反应。研究发现，公众认为AF赌博者比平民更危险，且赌博危害情境引发更强的污名化反应。结果强调了针对赌博相关污名和军事特定误解制定减污策略的必要性，为改善AF人员求助行为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当今社会，赌博相关危害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公共卫生问题，它与经济困境、人际关系紧张以及身心健康恶化密切相关。然而，当这一问题与特定群体——如武装部队（Armed Forces, AF）人员——交织在一起时，情况变得尤为复杂。英国武装部队人员已被证明面临赌博相关危害的高风险，其患病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更令人担忧的是，武装部队人员早已在心理健康问题上承受着普遍且根深蒂固的污名，这种预期的污名（即害怕他人如何看待自己）成为他们寻求帮助的主要障碍。尽管公众通常对武装部队抱以尊重和钦佩，但武装部队人员自身却普遍担忧公众会因赌博问题而视其为缺乏能力，这种认知与现实是否存在差距，以及公众如何看待军人赌博问题，对于制定有效的污名减少策略至关重要，但目前尚缺乏充分的实证证据。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由Jessica Smith、Simon Dymond、Jamie Torrance等研究人员在《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旨在通过严谨的实验设计，探究军事身份和赌博行为如何共同塑造公众的污名化和共情反应。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随机在线2（AF身份：军人/平民）×2（赌博状态：有危害/无危害）的组间情景实验。他们通过Prolific平台招募了具有代表性的英国公众样本（N=386），排除了与武装部队有直接关联的参与者以确保意见的客观性。每位参与者被随机分配阅读四个情景短文（vignette）中的一个，这些短文描述了一位名为Mike Jones的25岁男性，其身份被设定为AF中士或非AF平民，其赌博行为被描述为有危害（符合DSM-5赌博障碍标准）或无危害（娱乐性赌博）。每个情景配有相应的图片（军人制服或平民服装）以增强真实感。

在阅读情景后，参与者完成了用于评估污名的 Attribution-9 Questionnaire (AQ-9) 和用于评估共情的 Empathic Concern (EC) 子量表。数据分析采用多变量方差分析（MANOVA）和后续的方差分析（ANOVA）来检验AF身份和赌博状态的主效应及交互效应。

主要发现：军事身份与危险感知

研究结果显示，军事身份独立影响了公众的感知。与假设部分一致（H1），参与者认为武装部队人员（M=3.36）比非AF平民（M=2.88）显著更危险（p=.002），效应量较小（η2=0.024）。此外，对AF人员强制治疗（Coercion）的认可度也高于平民，但此效应在经过多重比较校正后不显著。出乎意料的是，在共情水平上，军事身份并未引发显著差异。

赌博危害的强大污名效应

研究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第二个假设（H2）。与无危害的赌博相比，描述赌博危害的情景在所有十个污名化测量指标中的七个（Pity, Danger, Fear, Anger, Avoidance, Coercion 及 Stigma Total）上均引发了显著更高的污名化反应（全部p<.001），且效应量较大。例如，参与者对有害赌博者表现出更强的愤怒、更高的危险感知和更强的回避欲望。参与者对经历赌博危害的个体（M=15.22）也表现出比无危害赌博者（M=13.82）显著更高的共情（p=.008），但效应量较小。

缺乏交互作用

与研究假设（H3）相反，AF身份和赌博状态之间没有发现显著的交互作用（Pillai‘s Trace=0.03, p=.48）。这表明，公众对AF人员从事有害赌博的污名和共情反应，并非两者叠加的“双重打击”，而是各自独立产生影响。最高水平的污名和共情确实出现在“AF人员+赌博危害”的条件下，但这种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高于其他组合。

讨论与意义

本研究揭示了公众对赌博危害存在强烈的污名化态度，这与“危险评估假说”一致，即被视为危险的个体会引发更强的恐惧和社交距离意愿。赌博危害的隐蔽性可能加深公众对其“异常”或“越轨”的认知，从而加剧污名。对于武装部队人员，公众对其“危险性”的刻板印象可能源于对其军事训练的认知，将其与攻击性和去敏感化联系起来，这符合更广泛的“英雄、受害者或恶棍”的叙事框架。然而，与预期不同的是，尽管认为AF人员更危险，公众并未表现出更强的社交回避意愿，同时共情水平也未显著升高。这可能与“自愿入伍”的归因有关——公众可能认为军人选择了此职业，从而对其出现的问题（如赌博危害）归因于个人责任，导致污名增加而共情减少。

研究结果强调了制定针对赌博相关污名和军事特定误解的公众教育活动的必要性。例如，将赌博重新框架为公共卫生问题而非道德缺陷，可能有助于减少负面看法。借鉴如Time to Change等成功的反污名运动经验，通过接触式干预、教育项目和同伴支持，可以培养更支持性的环境，鼓励AF人员寻求帮助。未来的研究应探索定性方法以深入理解公众背后的信念，并考察研究结果在其他高压力职业群体（如应急服务人员）中的普适性。

结论

本研究首次聚焦于公众对英国武装部队人员赌博问题的看法，填补了重要空白。研究发现，公众虽能识别赌博危害，但对军人存在特定的危险刻板印象，这反映了与AF相关的更广泛污名。这些发现凸显了采取针对性策略以减少赌博相关误解和军事 stereotypes 的必要性。整合公众教育、接触式方法和广泛宣传的干预措施，对于挑战有害认知、为受赌博困扰的AF人员创造更理解和支持的社会环境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