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健康服务护士在临床接诊中为超重儿童家长提供支持的体验——一项质性研究

《Child: Care, Health and Development》：Child Health Service Nurses' Experiences of Providing Support to Parents With Overweight During Clinical Encounters About Their Child's Overweight—a Qualitative Study

儿童肥胖管理中家长肥胖对儿童健康服务护士的影响及应对策略。瑞典儿童健康服务（CHS）护士在处理儿童肥胖问题时面临职业角色不安全感、健康数据侧重、家长能力质疑及干预压力等挑战，其应对方式受体重偏见影响，需加强护理培训以平衡专业责任与支持性关怀。

　　
### 研究背景与意义
近年来，儿童超重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其背后往往与父母超重密切相关。瑞典作为北欧国家，其儿童超重率虽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长期趋势与全球同步。根据瑞典公共卫生局数据，约10%的儿童存在超重问题，而父母超重群体中约30%的子女会继承这一健康风险（Folkh?lsomyndigheten, 2025）。儿童超重不仅会增加成年后肥胖、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风险，还可能引发心理健康问题，如自卑感或社交焦虑。因此，早期干预至关重要，而儿童健康服务（CHS）护士作为家庭健康的主要支持者，其应对策略直接影响干预效果。

### 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描述设计，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探索CHS护士在支持父母超重的儿童时的经验。共纳入14名CHS护士，均为女性，平均年龄44岁，从业年限1-19年，工作地点覆盖瑞典北、中、南部地区。数据收集通过视频会议软件（Zoom或Microsoft Teams）进行，确保访谈的私密性和可行性。访谈问题围绕“您如何支持有超重问题的家庭”展开，通过开放式提问引导参与者分享具体案例。转录文本经双人独立编码，最终形成四个核心类别：专业角色不安、聚焦健康指标、质疑父母能力、试图影响父母行为。

### 核心研究发现
#### 1. 专业角色的不确定性
CHS护士普遍面临双重压力：既要履行“儿童健康第一责任人”的职业职责，又需避免因直接提及父母超重引发冲突。例如，护士索菲亚提到：“有些父母会非常敏感，但我必须讨论孩子超重的问题，因为这是我的职责。”这种矛盾导致护士在对话中倾向于谨慎措辞，甚至回避敏感话题。然而，当儿童体重曲线持续上升时，护士可能因挫败感而转向更强硬的立场，如威胁联系儿童福利机构。

#### 2. 量化指标的优先级
研究显示，护士更倾向于通过可量化的健康数据（如生长曲线、BMI值）推动干预。例如，护士艾达利用儿童体重曲线直观展示问题：“当母亲看到曲线时，终于承认问题的严重性。”这种数据驱动的方法虽能避免主观偏见，却可能忽视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心理健康或文化因素。例如，农村地区护士更关注家庭饮食结构，而城市护士更强调运动计划，反映出资源差异对干预策略的影响。

#### 3. 对父母的质疑与偏见
护士群体普遍存在对超重父母的隐性偏见。当父母自身超重时，护士更易质疑其生活方式的真实性。例如，护士克里斯汀认为：“父母可能刻意隐瞒真实饮食情况，因为他们自己也在挣扎。”这种假设导致护士倾向于将儿童超重归因于父母能力不足，而非系统性社会问题。此外，部分护士将超重视为“代际传递的失败”，甚至出现“家长可能虐待儿童”的极端判断。

#### 4. 干预策略的双刃剑效应
为达成目标，护士采取两种策略：
- **共情式支持**：通过肯定父母努力（如“您已经尝试过控制饮食”）建立信任，或分享自身经历以拉近距离。
- **强制式干预**：当儿童体重无改善时，护士可能转向指责性语言，如强调“您的行为正在伤害孩子”或暗示法律介入。此类高压策略虽短期有效，但可能加剧家庭防御心理，形成恶性循环。

### 讨论与启示
#### 现有干预体系的局限性
研究揭示了当前儿童超重干预的三大矛盾：
1. **健康责任与家庭关系的冲突**：护士需在专业职责与家庭信任间平衡，但现有培训体系缺乏应对此类情境的指导。
2. **数据驱动与人文关怀的割裂**：过度依赖量化指标可能导致忽视家庭实际困难（如单亲家庭的照护压力或食品获取障碍）。
3. **职业压力与偏见强化**：护士自身的体重偏见可能无意识渗透到沟通中，例如将家长超重等同于“不称职”，加剧沟通障碍。

#### 对护理实践的改进建议
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优化路径：
- **建立反偏见培训机制**：通过案例模拟帮助护士识别隐性偏见。例如，当家长因工作繁忙无法坚持食谱时，护士应引导讨论资源分配而非个人意志力。
- **完善多学科协作流程**：将营养师、心理咨询师纳入常规干预团队，避免护士因能力局限而过度依赖单一策略。
- **重构沟通框架**：将“家庭环境适应性评估”纳入标准流程，例如询问家长是否面临住房限制（影响运动空间）或食品购买渠道问题（影响健康饮食可行性）。

#### 社会文化层面的反思
研究间接反映了瑞典社会的体重偏见。当儿童超重与父母超重同时存在时，护士更易将问题归因于“家庭责任缺失”，而非结构性因素（如食品工业对高热量产品的推广）。这种认知偏差与WHO提出的“健康公平”原则相悖，即健康应同时关注生物医学与社会环境因素。未来政策需推动医疗系统从“个体责任论”转向“系统性支持论”，例如将家庭经济状况纳入儿童健康档案。

###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 局限性
1. **样本代表性**：研究覆盖地区（6/22）和性别（全部为女性）可能影响结论普适性。后续研究可纳入男性护士视角及北部偏远地区样本。
2. **干预效果滞后性**：当前研究未追踪护士干预策略的实际效果，需通过长期随访验证。
3. **文化特异性**：北欧社会对体重的敏感性高于其他地区，可能影响干预效果的可迁移性。

#### 未来研究方向
1. **家庭动力模型构建**：探究父母超重与儿童超重的具体关联模式（如遗传因素占比、代际沟通障碍类型）。
2. **反偏见干预效果评估**：通过对照实验验证培训后护士沟通方式的改善程度。
3. **政策落地机制研究**：评估将“家庭环境适应性评估”纳入CHS标准流程的可行性及效果。

### 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儿童超重干预中CHS护士的复杂处境：他们既是专业责任驱动的执行者，又是社会偏见的影响对象。当父母超重问题被纳入干预框架时，护士需要突破“数据至上”的单一思维，转而采用“系统性支持”模式。这要求医疗体系在政策制定中纳入以下要素：
- **反偏见教育**：将体重偏见识别纳入护士常规培训；
- **家庭评估标准化**：开发涵盖经济、心理、社会资源的评估工具；
- **跨学科协作制度化**：明确营养师、社工等角色的介入时机与分工。

只有通过系统性改变，才能实现从“指责家长”到“赋能家庭”的转变，真正践行WHO倡导的“以家庭为中心的儿童健康服务”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