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M-5的北京市常见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患病率、相关因素与治疗现状

《Psychological Medicine》：Prevalence, Correlates, and Treatment: Epidemiological Survey of Common Mental Disorders Based on DSM-5 in Beijing,China

本研究针对中国缺乏基于DSM-5诊断标准的大规模精神障碍流行病学数据的问题，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对北京市10,778名成年人进行横断面调查，由精神科医师使用SCID-5-RV进行诊断评估。结果显示常见精神障碍加权终生患病率达16.6%，其中抑郁障碍（7.7%）和酒精相关障碍（7.3%）最为普遍，而专业治疗率仅12.7%。该研究为优化精神卫生资源配置提供了重要实证依据。

　　

在全球范围内，精神障碍始终是重大的公共卫生挑战。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显示，1990年至2021年间，抑郁障碍和焦虑障碍的年龄标准化伤残调整寿命年分别增长了16.4%和16.7%。尽管精神健康问题日益受到重视，但中低收入国家在精神障碍流行病学数据方面仍存在显著缺口。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其精神卫生状况尤其值得关注。然而，目前中国最新全国精神障碍调查数据仍来自2013-2015年，而北京市的上一次流行病学调查更是要追溯到2010年。这十年间，北京经历了人口结构重大变化：人口老龄化加速、城镇化进程深化、受教育水平提高，这些因素都可能对精神障碍患病率产生深远影响。

以往研究存在诸多方法学局限：采用两阶段筛查法可能影响患病率准确性；非专业访谈员的使用降低诊断精确度；基于户籍的抽样框无法充分代表流动人口；系统性地排除了失眠障碍的评估；且自DSM-5中文版发布后，尚未有大规模调查全面应用该标准。这些局限凸显了进行更代表性强、方法学严谨调查的必要性。

在此背景下，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21年启动了北京精神健康调查（BMHS）项目，旨在填补北京地区精神健康研究的空白。该研究聚焦六类常见精神障碍：抑郁障碍、双相及相关障碍、焦虑障碍、强迫及相关障碍、失眠障碍和酒精相关障碍。

研究采用四阶段非比例分层抽样法，从北京市16个区抽取70个街道/乡镇，再随机选择210个社区/村庄，最终纳入10,778名完成诊断访谈的参与者。样本加权后的人口学特征与北京市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高度一致，表明样本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研究采用由精神科医师直接实施的一步法评估流程，使用DSM-5定式临床访谈（SCID-5-RV）进行诊断。所有访谈员均完成了标准化培训并通过模拟访谈考核，诊断一致性Kappa值达0.863，显示良好的信度。数据收集同时采用计算机辅助面访和纸笔面访，并实施多层次质量控制确保数据可靠性。

主要研究发现显示，六类常见精神障碍的加权终生患病率为16.6%，相当于每六人中有一人在一生中曾罹患精神障碍。抑郁障碍和酒精相关障碍是最常见的类别（分别为7.7%和7.3%），失眠障碍为3.0%，焦虑障碍为2.6%。加权1月患病率为8.6%，酒精相关障碍（3.7%）、失眠障碍（3.0%）和焦虑障碍（1.7%）位列前三。

社会人口学因素分析揭示重要差异：女性任何精神障碍的1月患病率高于男性，失眠障碍和强迫相关障碍在女性中更常见，而酒精相关障碍在男性中更普遍。年龄方面，18-34岁人群的焦虑障碍（2.9%）、强迫相关障碍（1.0%）和酒精相关障碍（4.6%）患病率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而≥65岁老年人的抑郁障碍（2.7%）和失眠障碍（5.6%）患病率最高。城市居民的酒精相关障碍患病率显著高于农村居民。

求助行为分析显示，终生精神障碍患者中存在明显的治疗缺口，超过60%从未寻求帮助，75%从未接受治疗。求助模式呈现对非正式支持的明显依赖：仅13.9%寻求专业精神卫生服务，13.4%寻求普通医疗服务，而非正式支持（亲友、同事等）达22.9%。不同类型障碍的求助路径存在临床意义差异：抑郁障碍、双相障碍、焦虑障碍和强迫障碍患者更可能使用专业精神卫生服务，而失眠障碍和酒精使用障碍患者更倾向于普通医疗服务。

专业治疗利用率极低：仅12.7%接受专业精神卫生治疗，11.7%在普通医疗环境中接受治疗，合计不足25%获得专业照护。酒精相关障碍患者的求助和医疗服务利用率最低。

关键方法学创新包括：采用精神科医师直接进行DSM-5临床访谈的一步法评估，避免了传统两阶段筛查法的局限性；样本框不用户籍限制，更好代表流动人口；首次在大规模调查中纳入失眠障碍评估；应用最新DSM-5诊断标准。

本研究结果与既往调查存在差异的可能原因包括：样本人口特征不同（本研究87.5%为城市人口）；方法学因素（评估障碍、诊断标准、工具和调查模式不同）；社会心理因素变化（经济发展、离婚率上升、城镇化率提高）；以及公众精神健康教育的普及提高了症状报告和自我识别意愿。

与全国精神健康调查（CMHS）相比，本研究焦虑障碍患病率较低是因为未包含特定恐惧症，且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强迫障碍已在DSM-5中独立成类。酒精相关障碍患病率高于CMHS可能与诊断标准中未设定严格饮酒量限制有关，更符合中国社交饮酒文化。

治疗缺口与发达国家观察到的模式一致，可能归因于公众对精神健康症状认识不足、病耻感、专业人才短缺等因素。数字健康干预有望改善服务可及性，COVID-19大流行可能对精神障碍发生率和治疗产生了双向影响。

结构性障碍包括：公众精神卫生素养有限，特别是关于治疗的知识和信念；尽管患者偏好心理治疗而非药物治疗，但中国包括北京在内仍缺乏足够训练的心理治疗专业人员；治疗不依从普遍存在；以及精神卫生治疗控制和促进中心的建立反映了持续改进服务质量的努力。

研究局限性需谨慎解读：横断面设计无法进行因果推断，回忆偏倚不可避免；由于预算、时间、人员等实际限制，未包含某些有研究价值的精神障碍（如尼古丁使用障碍、精神分裂症谱系障碍、PTSD）；未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和迁移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重症患者可能参与意愿较低，导致患病率低估。

结论强调，抑郁障碍和酒精相关障碍仍是北京居民最常见精神障碍，新发现的失眠障碍患病率也值得关注。尽管北京的精神卫生资源相对丰富，但专业求助和治疗率仍显著偏低，提示需采取多部门、政策驱动的策略，结合人群健康倡议和加强精神卫生系统建设。BMHS结果将促进对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精神卫生状况的理解，为未来政策制定和资源合理配置提供宝贵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