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亚语者的方言感知：城乡分化与方言背景对社会语言态度的交互影响

《Journal of Linguistic Geography》：How Albanians feel about each other’s speech: a perceptual dialectology study

本研究针对阿尔巴尼亚长期依赖传统方言学忽视社会语言感知的问题，通过感知方言学方法探究123名阿尔巴尼亚语者对12个行政区方言正确性（correctness）与愉悦度（pleasantness）的评分。研究发现，城乡分化（以人口密度为指标）与传统Gheg/Tosk方言分区交互影响评分：高度城市化的中部地区（如地拉那）获高评价，而南部托斯克方言区中低密度地区反获高愉悦度评分。结果表明，非语言学家感知与方言学分类存在差异，为阿尔巴尼亚语言变异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在巴尔干半岛的阿尔巴尼亚，语言变异研究长期笼罩在“阿尔巴诺学”（Albanology）的传统之下。学者们孜孜不倦地绘制方言地图，追踪非流动的、年长的、农村的、男性（NORM）发音人的语音特征，却鲜少关心快速城市化、人口流动如何重塑当代阿尔巴尼亚人的语言版图。更关键的是，我们几乎不知道阿尔巴尼亚人自己如何评价彼此的口音——是遵循传统的Gheg（盖格方言）与Tosk（托斯克方言）二分法，还是受到城乡分化的深刻影响？这正是慕尼黑大学恩克莱达·卡皮亚（Enkeleida Kapia）与约西亚娜·里弗兰-库特莱（Josiane Riverin-Coutlée）在《Journal of Linguistic Geography》发表的研究试图揭开的谜题。

阿尔巴尼亚语作为印欧语系中的孤立语言，拥有近700万使用者。传统方言学以什昆宾河为界，将阿尔巴尼亚划分为北部的Gheg方言区与南部的Tosk方言区，而标准语基于Tosk方言确立。然而，共产主义时期的人口管制与1990年代后的农村人口外流，导致地拉那等城市规模激增，语言接触加剧。此前研究暗示，阿尔巴尼亚人可能对Gheg方言存在负面刻板印象（如“粗俗”“落后”），但对高度城市化的Gheg地区（如地拉那）却评价积极。这种矛盾指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城乡分化是否已成为超越传统方言分类的新社会语言维度？

为回答这一问题，研究者采用感知方言学经典范式，邀请123名阿尔巴尼亚母语者（77名Gheg背景、46名Tosk背景）对12个行政区的方言正确性（giuh? e sakt?）与愉悦度（giuh? e k?ndshme）进行1-10分评分。研究创新性地以人口密度作为城乡分化的代理指标，并通过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分析评分与方言分区、密度及参与者背景的交互关系。

研究方法概要

研究通过在线任务收集参与者对地图中12个行政区的双维度评分，使用线性混合模型（R语言lmerTest包）分析评分与方言类型（Gheg/Tosk）、人口密度（对数转换）及参与者背景的交互效应，模型包含随机截距与随机斜率以控制个体差异。

正确性评分：城市光环与传统偏见的博弈

1. 1.
   方言分区的局限性：Tosk方言区并未如假设（H1）全面获高评。相反，低密度Gheg县（如库克斯、莱什、迪勃尔）评分最低，但高密度Gheg县（地拉那、都拉斯）评分跃居前列。
2. 2.
   城乡分化的压倒性影响：在Gheg方言区内，人口密度每增加10倍，正确性评分显著提升约3分（H2部分成立）。这一趋势在Tosk参与者评Tosk县时同样存在，但Gheg参与者对Tosk各县评分均匀偏高，或源于其对南部方言细节感知模糊。
3. 3.
   参与者背景的微妙角色：Gheg与Tosk参与者对Gheg县评分高度一致（H3部分成立），但对Tosk县的评分策略差异暗示了“心理距离效应”——人们对邻近方言区的区分更敏锐。

愉悦度评分： covert prestige与城市吸引力的角力

1. 1.
   方言忠诚度的复杂性：Tosk参与者未如预期（H4）偏爱Tosk县，反而对Gheg县斯库台评分极高，可能与斯库台的文化历史地位相关。Gheg参与者则对地拉那方言展现“双重偏爱”（高正确性+高愉悦度），符合母语认同模式。
2. 2.
   城乡分化的逆向趋势：在Gheg县，高密度显著提升愉悦度评分（H5部分成立）；但在Tosk县，低密度地区（如吉诺卡斯特）反而获更高愉悦度。吉诺卡斯特作为标准语基础方言区，其低正确性但高愉悦度的评分模式暗示 covert prestige（隐性威望）的存在——农村方言被关联于乡土情感与旅游文化价值。
3. 3.
   异常案例的启示：托斯克县的费里尔高正确性但低愉悦度，类似巴黎法语在魁北克研究中的“高地位低亲和力”现象，反映城市化方言的“冷峻”形象。

结论与意义：重塑阿尔巴尼亚社会语言地图

本研究首次通过量化模型揭示阿尔巴尼亚语言态度中城乡分化与传统方言分类的复杂交互。地拉那与都拉斯作为高度城市化中心，其方言的“去地域化”特征可能标志着新兴接触方言的形成，这挑战了传统方言学的静态边界。另一方面，南部农村方言的隐性威望提示，政府旅游推广政策（如“百村计划”）可能重塑语言价值层级。

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县级密度指标未能捕捉微观城乡差异，且未纳入参与者城乡背景变量。未来研究可结合手绘地图任务深入挖掘本土化城乡概念。无论如何，这项成果为阿尔巴尼亚社会语言学开辟了新路径——非语言学家的感知并非方言学的注脚，而是语言变迁的预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