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教育水平和就业状况影响心脏代谢健康：以中国人群为例的社会决定因素视角

CKM综合征的患病率与教育水平、失业/退休、低收入等社会决定因素（SDOH）显著相关，且效应在36-50岁中年人群和女性中尤为突出，提示需针对特定人群制定社会干预策略。

　　
心血管-肾脏-代谢（CKM）综合征作为全球公共卫生的重要挑战，其发生发展与社会决定因素（SDOH）的关联性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研究团队基于上海社区人群队列（STONE cohort）的横断面调查数据，系统揭示了教育水平、就业状态、收入水平等社会因素对CKM综合征进展的独立影响，为精准干预提供了科学依据。

CKM综合征的创新性在于将心血管疾病、肾脏疾病及代谢异常进行整合评估，通过四阶段划分（0-4期）构建了完整的代谢健康评估体系。该研究突破传统认知，首次通过多维度SDOH指标分析，揭示了社会因素对CKM进展的复杂作用机制。研究采用三阶段分层抽样策略，在2016-2018年间成功纳入4066名18-65岁健康成年人，样本覆盖上海18个行政区的城乡社区，确保了研究的代表性和科学性。

核心研究发现显示，低教育水平、失业或退休状态、低收入是CKM进展的独立危险因素。其中教育程度的影响最为显著，未完成高中学历者进展至CKM-3/4期的风险增加8.18倍。就业状态与收入水平同样具有独立效应，失业或退休人群的CKM进展风险较健康就业群体高出11.38倍，低收入群体的风险则增加2.24倍。这些发现突破了以往仅关注生物学风险因素的研究局限，凸显了社会环境对代谢健康的深层影响。

研究创新性地提出年龄特异性作用机制。36-50岁人群的SDOH风险效应最为显著，其CKM进展风险较年轻和老年群体高出2.45倍。性别差异进一步揭示代谢健康的社会决定机制：非饮酒女性群体中，不利SDOH与CKM进展的相关性达到统计学显著水平（OR=1.61，p=0.016），而男性群体未显示此关联。这种性别差异可能与女性更易受社会压力和激素波动影响代谢状态有关。

研究方法采用三阶段多因素回归模型，通过逐步调整性别、BMI、吸烟饮酒史、慢性代谢疾病等混杂因素，确保了结果的真实性。敏感性分析显示，数据缺失处理对主要结论无实质影响，验证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社区类型（城乡分布）未呈现显著关联，提示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社区基础设施差异可能并非CKM风险的主要社会决定因素。

讨论部分着重解析了社会决定因素的作用路径。低教育水平通过限制健康知识获取、医疗资源利用及经济能力，形成多途径风险传导。失业或退休状态不仅导致直接的经济压力，更通过职业中断引发心理应激、运动减少和营养失衡等间接机制。收入不足则通过影响基本生活需求（如优质蛋白摄入）、医疗可及性及预防保健投入，形成累积性风险。

研究首次证实婚姻状态的双向调节作用：已婚或同居者因社会支持系统完善，CKM风险降低40%以上（OR=0.15）；而未婚群体虽整体风险较低，但在SDOH不利情况下风险增幅达2.6倍，显示社会支持在代谢健康中的缓冲效应。这种与传统认知相反的发现，揭示了社会关系网络在疾病发生中的非线性作用。

研究局限性提示未来方向：横断面设计无法建立因果时序，需通过队列研究追踪社会暴露与CKM进展的动态关系。未纳入的SDOH要素（如社区安全、饮食结构）可能构成未测量偏倚，需通过混合研究方法补充完善。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支持系统可能缓冲SDOH风险，这与西方研究结论形成有趣对比，为本土化干预策略提供了新视角。

政策建议层面，研究提出三级干预框架：初级预防需针对36-50岁职业人群开展SDOH筛查，建立教育提升与就业促进的联动机制；次级预防应重点干预非饮酒女性群体，通过社区健康服务包整合职业培训、营养指导和心理健康支持；终末预防则需关注高龄SDOH人群的代谢监测与并发症管理。这种分层干预策略既符合中国人口结构特征，又能有效整合社会资源。

该研究的重要启示在于，代谢疾病的防控必须突破传统生物医学模式，构建"社会-环境-个体"三维干预体系。建议政府部门将SDOH指标纳入慢性病防控监测系统，医疗机构建立社会风险评估模块，社区健康中心开发针对不同年龄性别的代谢健康促进方案。特别是对中年女性群体的重点关注，或可成为降低CKM疾病负担的关键切入点。

后续研究方向可聚焦于SDOH影响的生物学机制，例如低收入人群肠道菌群改变与CKM进展的关联，或失业状态引发的慢性压力对血管内皮功能的分子影响。同时，结合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探索社区健康服务优化如何降低SDOH相关代谢风险，这将为全球南高北低的城市化疾病模式提供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