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胖是2型糖尿病(T2DM)的高风险因素[1]。非脂肪组织(如肝脏和胰腺)中过多的游离脂肪酸(FFA)沉积会导致细胞器(如线粒体和溶酶体)功能障碍,同时产生过多的活性氧(ROS),引发巨噬细胞的极化失衡,增加炎症因子的表达,最终抑制细胞的功能和活力[2, 3]。焦亡是一种促炎性的程序性细胞死亡。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T2DM及其并发症与焦亡之间存在密切关系[4, 5]。焦亡的生化特征是炎症小体的形成,这一过程包括NOD样受体家族pyrin结构域包含3(NLRP3)的激活、Caspase-1的激活、gasdermin D(GSDMD)的切割、活性氧(ROS)的增加以及炎症因子(如IL-1β和IL-18)的高表达[6]。
20世纪80年代,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的发现[7, 8, 9, 10, 11, 12]及其对胰岛素的刺激作用[13, 14, 15]为理解T2DM的发病机制和治疗提供了新的方向。GLP-1是一种由肠道L细胞分泌的刺激胰岛素的激素,它不仅增加胰岛素分泌,还抑制胰高血糖素的分泌,促进β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并抑制细胞凋亡[16, 17, 18, 19]。超重人群的餐后GLP-1水平显著低于正常人群[20, 21],但代谢水平无显著差异[22],这可能主要是由于L细胞分泌不足所致。
L细胞广泛分布于肠道,尤其在远端肠道中密度较高[23]。L细胞功能障碍与肥胖和糖尿病的发展密切相关,研究发现长期高糖环境会显著损害L细胞的功能[24]。然而,其背后的机制尚不明确。先前的研究表明,肥胖小鼠的脂肪组织存在局部缺氧和炎症因子表达增加[25, 26, 27, 28, 29, 30]。Rausch等人[31]证实,喂食高脂饮食(HFD)的肥胖小鼠的脂肪组织中存在局部缺氧,缺氧区域有F4/80阳性的巨噬细胞浸润。M1巨噬细胞(存在于内脏脂肪组织中)通过分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1β(IL-1β)和白细胞介素-18(IL-18)等促炎细胞因子加重胰岛素抵抗[32, 33]。使用IL-1拮抗剂[34]进行全身抗炎治疗和局部肠道抗炎药物5-氨基水杨酸(5-ASA)[35]显示出一定的疗效。
基于此,我们提出一个假设:在肥胖状态下,肠道中的异常脂肪沉积会导致局部缺氧,增加M1巨噬细胞的浸润,引发L细胞的焦亡,增强局部炎症反应,并降低GLP-1和促胰高血糖素基因的分泌水平。肥胖状态下存在多种不利于L细胞功能的因素[36]。研究肥胖状态下L细胞功能及其调节机制的变化对于控制T2DM的进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