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 fieldwork 中客观与情境化表征的平衡策略研究

《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Practice》：Balancing Situated and Objective Representations in Archaeological Fieldwork

本文针对考古学实践中客观数据记录与情境化决策之间的认知张力，探讨了考古工作者如何通过专业视觉训练、文档系统设计及分工协作来平衡这一矛盾。研究通过民族志观察与访谈，揭示了 fieldwork 中数据生产的即兴性与系统性并存的本质，为考古数据管理与跨语境重用提供了重要方法论启示。

　　

在考古学领域，长期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认知张力：一方面，学科要求数据采集具备系统性和客观性，以支撑严谨的科学分析；另一方面，考古 fieldwork 本质上是在不确定、模糊的情境中展开的，每一次发现都渗透着考古学家的即时决策与主观判断。这种张力在数字考古时代愈发凸显——当数据被要求跨项目、跨时空重用时，其背后情境的缺失往往导致解读偏差。Zachary Batist 发表于《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Practice》的研究，正是通过深入 fieldwork 现场，揭示了考古工作者如何通过一系列精妙的实践策略，在客观表征与情境化表征之间寻找动态平衡。

为了深入探究这一议题，研究者采用了多维度定性研究方法：首先，通过长达三年的参与式观察（2017-2019年），录制了66小时的工作现场视频（包括头戴式摄像机多视角记录），捕捉考古工作者在实地操作中的细微实践；其次，在 fieldwork 过程中进行嵌入式访谈，即时追问行动背后的决策逻辑；同时，开展13次半结构化回溯性访谈，深入探讨文档设计、协作模式与数据重用等宏观议题；此外，系统分析 fieldwork 产生的所有记录（表格、草图、数据库、报告等），将其视为知识传递的载体；最后，通过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编码与备忘录撰写方法，对海量质性数据进行了迭代式主题提炼。

学习以考古学家的视角观察

研究聚焦于 trench assistant Jane 的学习过程，生动展示了专业视觉（professional vision）的形塑机制。当 Jane 试图区分地层变化时，她通过踢动石块、手势比划和情境化描述来表达其判断

。而 supervisor Basil 则通过将她的体验转化为标准化术语（如“lithostratigraphic unit”），实现从具身经验到客观记录的转换

。这种校准过程不仅强化了数据的可比性，也隐含了权力关系——权威者通过框架内化，使 fieldwork 者的观察成为项目信息公地（information commons）中的通用贡献。

剥离身体的 fieldwork 实践

研究发现，fieldworker 普遍通过“去身体化”策略应对认知焦虑（epistemic anxiety）。例如通过听音乐阻断社交干扰、工具就近摆放减少肢体移动，甚至被监督者提醒饮水涂防晒，以维持对土壤的绝对专注。这种自我工具化使 fieldworker 成为专用于地层感知的“传感器”，但其代价是创造性 agency 被系统性地分配给数据管理者与 supervisors。这种分工虽提升了数据一致性，却割裂了 fieldwork 与解读之间的连续性。

记录中的情境痕迹留存

尽管 fieldwork 层面强调客观性，但最终报告中仍保留了决策的模糊性痕迹。例如 Jane 与 Basil 对地层变化的临时判断，最终以“lithostratigraphic unit”的正式术语被整合入报告，但报告文本仍穿插了描述不确定性的叙述（如“appeared more ashy”）

。这种“语调切换”表明，系统实际上依赖 supervisors 在后期重新注入情境信息，而 fieldwork 者在此过程中的 agency 被刻意淡化。

本研究深刻揭示了考古数据生产中的根本性矛盾：系统要求数据具备客观性、可重用性，但数据的价值恰恰源于其产生时的情境化决策。作者指出，这种张力无法完全消除，但可通过承认 fieldwork 的数据工作（data work）属性来缓解——即正视 fieldwork 者不仅是数据收集者，更是情境知识的携带者。这一认识对考古数据基础设施设计具有重要启示：未来系统应支持“共栖性数据实践”（commensal data practice），允许情境信息与标准化记录并行流动，而非简单追求数据的“纯粹客观”。此外，研究呼应了 Dallas 提出的“curation as simultaneous acts of reconciliation and anticipation”理念，强调数据重用本质上是创建者与重用者之间的对话过程。这一视角为破解考古学的“数据洪流”（data deluge）与“保存危机”（curation crisis）提供了新思路：真正的解决方案或许不在于更严格的标准化，而在于构建更能包容人类实践复杂性的协作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