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临床环境中过敏性鼻炎与工作生产力的关联性研究：一项横断面调查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Association between allergic rhinitis and work productivity in a non-clinical setting: a cross-sectional study

本研究针对既往研究多关注重度过敏性鼻炎(AR)患者而忽略普通工作人群的局限性，在日本关东地区开展横断面调查，探讨AR（包括轻度病例）与工作生产力下降的关联。研究发现，AR患者与非AR/未知组在缺勤率(absenteeism)和出勤主义(presenteeism)方面无显著差异，但AR严重程度与出勤主义显著相关。中介分析提示抑郁症状可能在其中起中介作用。该研究为职场健康管理提供了新视角，表明需重点关注重度AR患者而非全体AR员工。

　　

每到春天，日本街头随处可见戴着口罩、眼睛红肿、不停打喷嚏的行人。这背后是困扰近半数日本国民的过敏性鼻炎(AR)，尤其是日益严重的杉树花粉过敏问题。2019年全国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日本AR患病率高达49.2%，其中杉树花粉过敏占38.8%。2023年，日本政府甚至正式将杉树花粉过敏认定为国家级公共卫生问题。

在职业环境中，AR对工作效率的影响更是不容小觑。既往研究表明，严重AR会导致工作效率显著下降，其造成的经济负担甚至超过高血压和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然而，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就诊的严重AR患者，对于普通工作人群中大量未就诊的轻度AR患者是否同样面临生产力损失，以及其影响机制如何，尚不清楚。

为了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来自北里大学和东京大学的研究团队在《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上发表了一项创新性研究。他们于2024年3-4月（日本杉树花粉传播高峰期）在关东地区招募555名在职成年人，通过问卷调查探讨AR与工作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并首次采用因果中介分析探究抑郁症状、正负性情绪和睡眠质量等潜在中介因素。

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采用多途径招募策略，包括医疗机构体检中心、合作企业等，使用经过验证的量表进行评估。工作生产力的测量采用两种标准化工具：工作生产力和活动损害问卷：过敏特异性(WPAI-AS)和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和工作绩效问卷(WHO-HPQ)。AR严重程度使用总五症状评分(T5SS)评估，该评分涵盖打喷嚏、流鼻涕、鼻塞、鼻痒和眼痒五个症状。潜在中介变量使用自评抑郁量表(SDS)评估抑郁症状，正负性情绪量表(PANAS)评估情绪状态，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估睡眠质量。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多重回归分析和因果中介分析，并基于日本劳动力调查数据对经济成本进行加权估算。

参与者特征

研究最终纳入555名参与者，平均年龄50.5岁，男性占75.1%。其中347人(62.5%)报告患有AR，208人(37.5%)报告无AR或不确定。AR组在哮喘、特应性皮炎、食物过敏和鼻窦炎等合并症方面的患病率均高于非AR/未知组。

AR与工作生产力的比较

令人意外的是，使用WHO-HPQ量表评估发现，AR组与非AR/未知组在绝对缺勤率、相对缺勤率以及绝对出勤主义方面均无显著差异。每周经济成本分析显示，AR组的出勤主义相关成本为27,025.81日元，非AR/未知组为25,560.73日元，两者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敏感性分析比较不同AR严重程度亚组与非AR/未知组，结果依然保持一致。

AR严重程度与工作生产力的关联

然而，当仅针对AR患者进行分析时，情况有所不同。多重回归分析显示，T5SS评分与WPAI-AS评估的出勤主义存在显著正相关，未经调整的偏回归系数(B)为4.54（95%置信区间[CI]: 3.84-5.25），调整协变量后为4.19（95% CI: 3.48-4.90）。这意味着AR症状每加重1分，出勤主义（即带病工作导致的生产力损失）就增加约4.2%。相反，T5SS评分与缺勤率之间未发现显著关联。

中介分析揭示潜在机制

因果中介分析结果显示，在抑郁症状、正性情感、负性情感和睡眠质量这四个潜在中介变量中，只有抑郁症状的总自然间接效应(TNIE)具有统计学意义（TNIE=5.246, 95% CI: 0.059-10.432, p=0.047）。中介效应占比为8%（95% CI: 0.00-0.17）。这表明AR对工作生产力的影响，有一部分是通过加重抑郁症状来实现的，尽管这部分效应相对较小。纯自然间接效应(PNIE)不显著，提示AR与抑郁症状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能更重要。

研究结论指出，在非临床环境中，AR对日本劳动力工作生产力的整体影响可能有限。AR本身或许不能成为针对全体AR员工进行生产力干预的充分理由。然而，对于症状严重的AR患者，其导致的出勤主义确实需要引起重视，尤其是当伴随抑郁症状时，两者相互作用可能进一步加剧生产力损失。从职场健康管理角度，这意味着干预措施应更有针对性，重点关注那些AR症状严重或控制不佳，特别是伴有抑郁症状的员工，而非简单地将所有AR员工作为干预对象。

这项研究的优势在于其聚焦普通工作人群而非临床患者，采用了标准化的评估工具和严谨的统计方法，特别是首次应用因果中介分析探讨了AR影响工作生产力的心理机制。当然，作为横断面研究，它无法确定因果关系。未来需要纵向研究来验证这些发现，并纳入更多潜在混杂因素，如AR的治疗状况等，以更全面地理解AR与工作生产力之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