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关于中小企业（SME）国际化研究的文献将“效应化”理论与传统的国际化过程模型相结合，以解释企业如何进入外国市场（Chetty等人，2024年；Sarasvathy等人，2014年）。这两种理论都认为不确定性是国际化决策中的固有因素，但在企业应对不确定性的方式上存在差异。国际化过程模型认为跨国企业会逐步积累市场知识和经验（Johanson & Vahlne，2009年）。相比之下，“效应化”理论则解释了那些缺乏此类知识和经验的企业如何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做出国际化决策（Sarasvathy等人，2014年）。该理论认为企业可以通过“非预测性策略”这一总体逻辑来控制不确定性，并在此逻辑框架下运用“可承受损失”原则。这一视角有助于解释传统模型未能解释的一些现象，例如企业意外进入外国市场的行为（Galkina & Chetty，2015年）。
基于这种互补性，学者们开始将这两种理论结合起来，以获得对中小企业国际化更深入的见解（例如Bai等人，2021年；Chetty等人，2024年；Galkina和Chetty，2015年；Kim等人，2019年）。这些研究强调了网络在两种理论中的核心作用，并指出将两者结合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企业在不确定性下的决策过程。我们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研究方向，揭示了国际化中小企业如何应对不确定性的新机制，这正是这类企业面临的普遍且关键问题。因此，我们的研究有助于完善Johanson和Vahlne（2009年）提出的国际化过程模型。
虽然日益多样化的市场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增长机会和学习机会，但同时也伴随着更高的不确定性（Zahra等人，2000年）。我们重点关注“效应化”理论的总体逻辑，尤其是“非预测性策略”以及其中的“可承受损失”原则，这两种机制对于管理多元化的国际市场尤为重要。“非预测性策略”强调通过快速应对失败来将影响降到最低（Wiltbank等人，2006年），而“可承受损失”则提供了一种基于企业内部信息的具体决策标准（Martina，2020年）。我们认为，在企业缺乏相关经验和知识时，“非预测性策略”与“可承受损失”尤为关键。这些机制也反映了中小企业的内部战略决策过程。
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和波兰的中小企业。与发达经济体的中小企业相比，这些国家的中小企业通常缺乏海外市场知识和国际经验（Wu、Yu和Khan，2021年），这主要是由于它们进入国际市场的历史较短（Kim等人，2020年）。此外，两国的市场环境都存在不确定性，中国的不确定性源于制度因素和政策影响，而波兰则处于转型期并正在融入欧盟体系，这使它们成为研究中小企业如何运用效应化原则实现国际多元化的理想对象。通过研究这些市场环境，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新兴市场中的不确定性表现，以及中小企业如何运用“非预测性策略”和“可承受损失”来应对国际化挑战。
现有关于“效应化”与国际化关系的文献至少部分解释了中小企业国际化为何以及如何以非计划的方式展开（Galkina & Chetty，2015年；Kiss、Danis、Nair和Suddaby，2020年）。为应对不确定性，企业通过采取“非预测性策略”来灵活应对各种情况（Wiltbank等人，2006年），并在决策过程中考虑可承受的损失（Dew等人，2009年；Kalinic等人，2014年）。因此，中小企业能够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尝试国际化，并探索各种机会（Hunt等人，2021年；Martina，2020年）。然而，我们对“效应化”如何影响中小企业国际化的理解仍然有限（Forsgren，2016年；Sarasvathy等人，2014年）。
Martina（2020年）指出：“尽管已有大量关于效应化的实证研究，但仍有许多内容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第751页）。Grégoire和Cherchem（2020年）也指出效应化理论在概念上仍缺乏清晰性，需要更多的实证验证。我们通过提供效应化与国际绩效之间关系的新证据来为这一研究方向做出贡献（例如Bai等人，2021年；Chetty等人，2024年；Donbesuur等人，2022年；Kusi等人，2022年；Tolstoy等人，2021年）。另有研究表明效应化的某些组成部分之间存在关联（McKelvie等人，2020年）。然而，关于“可承受损失”原则的实证研究结果尚不明确（Read、Song和Smit，2009年）。总之，这一概念的界定和测量方法仍有待完善（Grégoire和Cherchem，2020年；Martina，2020年）。
此外，现有的关于效应化与国际化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化初期阶段（Evers和O’Gorman，2011年；Prashantham等人，2019年），对后期阶段的探索相对较少。特别是，很少有研究关注国际化多元化过程中的效应化现象（Deligianni，2023年），而在多元化市场中，企业面临高不确定性、信息不透明以及未来难以预测等问题（Bai等人，2021年；Chetty等人，2015年；Wu等人，2021年）。此外，国际多元化可能使企业面临信息过少或过多的情况，从而难以辨别哪些信息是关键（Maitland和Sammartino，2015年；Vedula和Matusik，2017年）。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需要采用与效应化理论一致的决策流程（Sarasvathy等人，2014年）。因此，我们重点关注“非预测性策略”和“可承受损失”原则，这两个原则最能区分效应化与其他决策方法（Fisher，2012年）。在Wiltbank等人（2006年）的框架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假设，以探讨中小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如何运用这些原则。
本研究在效应化与国际化研究领域做出了三项主要理论贡献。首先，它深化了我们对中小企业如何通过“非预测性策略”和“可承受损失”应对国际多元化环境中不确定性的理解。国际化过程模型强调市场知识在应对不确定性中的作用，而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两种机制同样有效。其次，它响应了将效应化理论具体化到不同情境中的研究需求（Donbesuur等人，2022年；Prashantham等人，2019年；Sarasvathy等人，2014年），并在日益不确定的国际多元化背景下进一步阐释了效应化的作用。我们明确了在这种情境下运用这两种机制的效应（可能因情况而异），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小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意外后果（Reuber，2018年）。第三，我们澄清了“非预测性策略”与“可承受损失”之间的关系（Alsos等人，2016年），揭示了它们如何共同影响企业的国际多元化程度和绩效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