妊娠期与性活动相关性头痛的诊疗新进展：2025年德国疼痛大会核心观点解析

《Schmerzmedizin》：Neue Empfehlungen zum Management von Sexualkopfschmerz

在2025年德国曼海姆疼痛大会上，专家们聚焦于特殊人群（孕妇）和特定情境（性活动）下的头痛管理难题。GoBrau和Evers教授分别报告了妊娠期偏头痛药物预防的有限证据与安全性选择阶梯，以及首部S1指南中关于原发性性头痛的诊疗策略，强调了排除严重继发性病因（如SAB）的重要性，并明确了吲哚美辛和普萘洛尔分别在短期和长期预防中的核心地位，为临床精准决策提供了关键依据。

　　

头痛，作为最常见的健康问题之一，其困扰远不止于日常的闷痛或搏动性疼痛。当它出现在生命中最特殊或最亲密的时刻——例如女性孕育新生命的妊娠期，或人们在享受性活动过程中——其带来的不仅是身体上的痛苦，更有深层的焦虑与生活质量的下滑。然而，针对这些特定情境下的头痛管理，临床证据往往匮乏，医生们时常面临“无章可循”的困境。特别是在妊娠期，用药安全性的考量使得许多常规有效的偏头痛预防药物沦为禁忌，如何权衡母婴安危成为巨大挑战。与此同时，那种仅在性高潮前后突然爆发的剧烈头痛，虽然相对罕见，却因其发作情境特殊且可能预示严重脑血管疾病，亟需清晰的诊断路径和有效的干预措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2025年10月22日至25日在德国曼海姆举行的德国疼痛大会上，专家们带来了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与临床建议，为照亮这些头痛管理的“盲区”提供了宝贵的指引。

本研究主要基于专家在德国疼痛大会上的专题报告内容，涉及对现有临床研究、病例系列和首部S1指南（AWMF-Registernummer 062-006）的系统性回顾与解读。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对妊娠期偏头痛预防药物（如美托洛尔、阿米替林、奥那肉毒杆菌毒素）的安全性证据进行等级评估（主要基于病例系列和专家共识）；2）对于性头痛，强调采用影像学技术（如颅脑CT、多模态脑供血动脉超声、MR血管成像）和脑脊液检查（腰椎穿刺）以排除继发性病因（如蛛网膜下腔出血）；3）通过分析药物治疗（如吲哚美辛、曲普坦类、β受体阻滞剂如普萘洛尔）的应答率来评估急性治疗和预防（短期与长期）的效果。

妊娠期偏头痛的药物治疗：证据有限，选择需谨慎

GoBrau教授在其报告中指出，目前缺乏关于妊娠期偏头痛药物预防的对照研究证据。在严格掌握适应证的前提下，可将美托洛尔（Metoprolol）作为首选药物，它同时也是妊娠期高血压的首选降压药。第二选择为阿米替林（Amitriptylin），该药亦用于妊娠期抑郁症的治疗。奥那肉毒杆菌毒素（Onabotulinumtoxin）的安全性仅在病例系列研究中有所提示，因此被推荐为第三选择。许多其他偏头痛预防药物的益处则未得到证实或存在不确定性。针对CGRP（降钙素基因相关肽）或其受体的单克隆抗体、Rimegepant和Lasmiditan在妊娠期间禁止使用。托吡酯（Topiramat）应避免用于妊娠期偏头痛预防或需停用。GoBrau还警告避免使用小白菊（Mutterkraut）和蜂斗菜（Pestwurz）进行预防，二者在妊娠期均属禁忌。

原发性性头痛的临床特征与诊断

Evers教授介绍，原发性性头痛（Sexualkopfschmerz）仅发生于性活动过程中，通常在性高潮前或高潮时呈爆炸样出现，也可随性兴奋增强而加剧。其特点包括：持续时间从1分钟到24小时（剧烈疼痛）或可达3天（轻度疼痛）；疼痛为非特异性，通常为双侧弥漫性或枕部定位；与性行为方式、频率或伴侣更换无关，可发生于自慰时；终身患病率为1%，男性更常见（男女比例3:1）；发病年龄男性多为20岁左右，女性多为50岁左右。首次就诊时，必须排除继发性原因，强制性检查包括颅脑CT和腰椎穿刺，并推荐进行脑供血动脉多模态超声和MR血管成像，以排除蛛网膜下腔出血（SAB）等严重疾病。

性头痛的治疗策略

对于急性治疗，通常非必需，因许多患者仅发作一次。对于反复发作且持续时间长者，多数非甾体抗炎药（NSAR）效果不足，但吲哚美辛（Indometacin）在超过50%的病例中有效。作为短期预防，性活动前30-60分钟服用25-100mg吲哚美辛可预防约90%患者的头痛发作。曲普坦类（Triptane）可用于急性治疗，约50%有效。那拉曲普坦（Naratriptan）用于短期预防仅有病例报告。所有β受体阻滞剂（Betablocker）均可考虑用于预防，根据指南，长期预防的一线选择是普萘洛尔（Propranolol），每日3次，每次20-80mg，应答率超过80%。非药物建议包括在性活动中采取更被动角色或中止活动。

性头痛的病理机制探讨

指南作者指出，性头痛的病理机制尚不清楚。早期研究曾提出其与紧张型头痛和偏头痛存在病理生理联系。事件相关电位测量中显示缺乏认知习惯化，提示其与偏头痛存在共同点。此外，有证据表明爆炸样起病的性头痛存在脑血管自动调节（zerebrale Autoregulation）障碍。

综上所述，2025年德国疼痛大会的报告重点突出了在特定临床场景下头痛管理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对于妊娠期偏头痛，当前证据基础薄弱，治疗决策需高度个体化，并严格遵循基于有限证据的安全性阶梯（美托洛尔、阿米替林、奥那肉毒杆菌毒素），同时明确了一系列药物的禁忌。对于原发性性头痛，其诊断核心在于通过详尽的影像学与脑脊液检查排除危险的继发性病因（尤其是蛛网膜下腔出血），治疗上则确立了吲哚美辛在短期预防和普萘洛尔在长期预防中的有效地位。这些基于专家共识和现有最佳证据的推荐，为临床医生处理这些棘手问题提供了清晰的框架和实用的工具，显著提升了诊疗的规范性与安全性。尽管其根本病理机制，特别是性头痛与偏头痛潜在的共同通路（如CGRP机制、脑血管调节功能紊乱）仍有待深入探索，但本次大会的成果无疑为未来更高质量的研究和更精准的治疗策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相关论文发表于《Schmerzmedizin》2025年第41卷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