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技术瓶颈：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作用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Releasing the technological backlog: The rol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郝高|吕荣杰|吴新凯|张一鸣|郭晨宇
中国天津300401，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西平路5340号

摘要
后发企业往往相较于行业领先企业存在持续的不利状况，这就产生了一种被忽视但至关重要的现象——我们将其称为“技术积压”，即长期滞后所积累的追赶潜力。以往的研究大多忽略了这种积压如何释放并转化为生产力增长，尤其是在数字时代。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探讨在何种条件下、通过何种方式数字转型能够帮助后发企业释放其技术积压。利用2004年至2022年间中国上市制造企业的面板数据，我们发现数字转型并不会直接促进生产力增长，而是作为一种条件性催化剂，释放技术积压，进而间接提升生产力。其作用机制在于增强企业的吸收能力，而无形资产则起到关键的补充作用。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且历史较长的企业，以及处于高科技、数字化程度高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果更为显著。通过将技术积压作为追赶理论的新视角，并将数字转型视为一种条件性催化剂而非普遍驱动因素，本研究不仅推动了关于追赶与数字转型的理论讨论，还为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设计有效数字追赶策略的实用指导。

引言
技术进步是企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然而，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资源有限以及能力不足，后发企业往往长期陷入相对于行业前沿的“技术差距”之中（Mathews, 2002; Chen et al., 2022）。尽管以往的追赶研究关注这一差距（Bessonova and Tsvetkova, 2022; Griffith et al., 2009），但却忽视了一个关键方面：长期落后中所蕴含的潜在潜力。我们将此概念化为“技术积压”，即因长期滞后而积累的追赶潜力（Petti et al., 2019）。没有这一视角，现有研究难以解释后发企业如何将长期劣势转化为生产力优势。在数字时代，这种忽视尤为重要，因为“赢者通吃”的竞争格局（Bodro?i? and S. Adler, 2022）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后发企业的劣势。因此，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在数字时代，后发企业如何释放技术积压的潜在潜力，并将其转化为生产力增长？

数字转型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希望。除了优化流程和提高效率之外（Vial, 2019），它还是一种战略工具，能够帮助技术落后的企业弥补在市场地位、资源和能力方面的不足（Andrade-Rojas et al., 2024）。这使数字转型成为释放技术积压的潜在触发因素（Au et al., 2024）。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若干关键缺口。首先，关于数字转型的研究主要分析的是一般企业样本的平均生产力效应（如Gaglio et al., 2022; Guo et al., 2023b），未能体现其作为追赶催化剂的差异化作用，尤其是它如何影响技术差距与生产力增长之间的关系。其次，虽然追赶研究强调来自行业领先企业的知识溢出效应（Abramovitz, 1986; Griffith et al., 2009），但很少将数字转型视为释放技术积压的驱动因素（Kopka and Fornahl, 2024; Li and Zhang, 2024）。第三，一些关键机制仍未得到充分研究。虽然吸收能力被广泛认为对利用知识溢出至关重要（Cohen and Levinthal, 1990），但关于数字转型如何增强企业激活技术积压的吸收能力，目前了解甚少（Zhuo and Chen, 2023）。同样，尽管无形资产在数字经济中已占据核心地位，并影响着行业层面的生产力差异（Bajgar et al., 2021; Corrado et al., 2021），但它们在企业层面释放技术积压中的互补作用仍需进一步研究（Kramer et al., 2011）。这些局限性制约了理论进展，也为后发企业提供了不足的实践指导。

在此背景下，我们提出了两个研究问题：
RQ1：数字转型是否有助于后发企业释放技术积压？如果是，是通过何种机制和在何种条件下？
RQ2：这一效应在不同特征和行业背景的后发企业中有何差异？

我们的实证分析基于2004年至2022年间在上海和深圳A股市场上市的制造企业。尽管这些企业如今已属于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企业之列，但根据Hobday（1995）和Mathews（2002）的定义，它们仍属于后发企业，尤其是在样本期的早期。较长的时间跨度使我们能够观察它们从落后到领先的转变过程。为确保样本的“后发”属性，我们采用了严格的筛选策略：在每个两位数编码的行业中，将生产率最高的企业视为国内行业领先企业，从而将其排除在估计样本之外（Griffith et al., 2009）。为增强稳健性，我们还将排名前三和前五的企业也排除在外，进一步去除其他领先企业。这种方法确保了剩余企业确实存在相对于行业领先企业的真实技术差距，从而使实证样本与我们的理论焦点保持一致。

本研究在四个方面丰富了相关文献。首先，它引入并明确了“技术积压”这一概念，将研究重点从静态的技术差距转向动态的积压释放，从而为追赶理论增添了新的视角，帮助理解后发企业如何将积累的劣势转化为增长机遇（Abramovitz, 1986; Chen et al., 2022; Griffith et al., 2009）。其次，本研究将数字转型重新定义为一种条件性的追赶催化剂，而非普遍的生产力提升因素，强调了其在释放技术积压方面的独特价值，从而丰富了关于数字转型在不同类型企业中产生不同影响的讨论（Gaglio et al., 2022; Guo et al., 2023b; Zhuo and Chen, 2023）。第三，本研究揭示了技术积压释放的机制和条件，指出吸收能力在数字转型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而无形资产则起到补充强化作用。这进一步拓展了我们对资源与能力受限的后发企业如何利用数字转型释放追赶潜力的理解（Andrade-Rojas et al., 2024; Kopka and Fornahl, 2024; Ma et al., 2023）。最后，本研究探讨了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的异质性，明确了数字转型在何时以及对哪些企业而言最有利于释放技术积压。总体而言，这些贡献整合了此前分散的数字化与追赶研究成果，为管理者设计数字转型策略以及政策制定者推动数字经济中的后发企业升级提供了实用启示。

本文的其余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回顾现有文献并提出假设；第三部分介绍数据、测量指标及模型设定；第四部分呈现回归分析、稳健性检验及机制分析结果；第五部分进行异质性分析；最后一部分总结研究发现并阐述贡献。

文献综述
后发企业通常指那些较晚进入某个行业或市场的企业，其在技术、市场地位和资源禀赋方面处于劣势（Hobday, 1995; Mathews, 2002）。与行业领先企业相比，它们的技术能力往往较为薄弱，从而导致明显的技术差距（Miao et al., 2021）。在这种背景下，“技术积压”便指通过长期落后而积累的追赶潜力。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2004年至2022年间在上海和深圳A股市场上市的制造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尽管这些企业属于国内企业中的佼佼者，但根据Hobday（1995）和Mathews（2002）的定义，它们仍属于后发企业：它们最初进入的是由全球知名企业主导的领域，面临着显著的技术劣势。在样本期的早期，许多此类企业的发展速度明显落后于行业领先企业。

基准回归结果
表2展示了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第（1）列仅包含控制变量；第（2）列加入了技术差距变量（Gap）；第（3）列则进一步纳入了数字转型与技术差距的交互项（Digital×Gap）。如第（2）列所示，技术差距的系数显著为正（α1=0.0224，p?
异质性分析
数字转型在企业层面的益处可能因企业自身的所有权、规模和年龄等特征而有所不同。描述性统计显示，非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且成立时间较短的企业，往往具有更高的数字化转型程度。

讨论与贡献
本研究探讨了数字转型如何帮助后发企业释放其技术积压——这一维度在追赶研究和数字转型研究中都未被充分重视。通过结合中国制造业的企业层面数据与一种新的概念视角，我们证明数字转型并不直接促进生产力增长，而是作为一种条件性催化剂，释放那些长期积累的潜力。

声明与致谢
作者们声明不存在与本文内容相关的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说明
郝高：撰写原文初稿、软件应用、方法设计、数据整理、概念构建。吴新凯：撰写文章修订版、软件应用、方法设计、数据整理。吕荣杰：监督研究、方法设计、数据收集、形式分析、概念构建。郭晨宇：撰写文章修订版、可视化处理、结果验证、数据收集。张一鸣：可视化处理、数据收集、资金筹集、形式分析。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们声明不存在与本文内容相关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