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尔·克雷佩林百年纪念：精神病学漫长的20世纪（1899-2026）及其超越——对医学模型、诊断局限性与学科未来的批判性重估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An Emil Kraepelin centenary: psychiatry’s long 20th century, 1899–2026 and after

本刊推荐：为审视精神病学奠基人埃米尔·克雷佩林的矛盾遗产，研究团队系统回顾了其理论体系如何塑造了精神病学长达一个多世纪（1899-2026）的医学化路径，同时揭示了其优生学思想与纳粹暴行的历史关联。研究指出，克雷佩林将精神疾病视为离散"自然实体"的范式在科学上已失效，ICD/DSM诊断体系缺乏效度。精神病学亟需转向更生态化的"元社区精神病学"模式，深度融合语言、文化、科技与政治权力维度，重构课程、研究与临床实践。

　　

2026年10月7日是精神病学奠基人埃米尔·克雷佩林逝世百周年纪念日。这位德国精神病学家在1899年第六版《精神病学教科书》中提出的早发性痴呆（后称精神分裂症）与躁狂抑郁性精神病（今双相情感障碍）的经典分类，不仅为临床诊断奠定了框架，更定义了精神病学"漫长的20世纪"（1899-2026）。然而，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克雷佩林留下的是一份充满张力的遗产：他既通过临床严谨性使精神病学成功跻身医学专科之列，其优生学思想又与后续纳粹时期的种族灭绝计划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克雷佩林的个人成长轨迹预示了这种复杂性。出身音乐世家的他师从实验心理学之父威廉·冯特，最初试图以实验心理学为基础构建精神病学的科学基石。在遭遇挫折后，他转向临床研究，整合症状学、病程观察、神经化学等多学科方法，并于1917年创立了全球首个多学科精神病学研究中心——德意志精神病学研究所（今马克斯·普朗克精神病学研究所）。这种跨学科视野极大地推动了精神病学的医学化进程，但与此同时，克雷佩林作为狂热民族主义者，在其著作中将精神疾病与"文明引发的跨代遗传退化"相联系，用种族主义术语描述精神疾病患者群体，这些披着科学外衣的观点为后来纳粹推行的"种族卫生学"提供了理论掩护。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克雷佩林亲自招募的恩斯特·鲁丁在其研究所负责 genealogic-demographic 部门（相当于现今精神病遗传学单元）。鲁丁后来共同起草了1933年《防止遗传病后代法》，并在纳粹时期担任德国神经学家与精神病学家协会主席，深度参与策划T4行动——该计划在六家精神病院改建的屠杀中心使用齐克隆B毒气室杀害了8万名神经精神残疾者，成为大屠杀的预演。整个纳粹时期被杀害的精神病患者总数约20万。这段历史警示我们，必须同时审视克雷佩林的科学贡献与其所助长的意识形态。

在学术层面，克雷佩林晚年已对其自身建立的疾病二分法产生怀疑，承认症状存在变异与重叠。但当代研究更彻底颠覆了其核心假设：尽管ICD和DSM诊断系统仍沿袭其分类框架，但遗传学、神经影像学等研究一致表明，精神疾病是多维谱系而非离散实体。多巴胺系统不仅与精神病相关，更涉及动机、学习等普适功能；海马体既是精神病的关键脑区，也对心理创伤高度敏感；遗传变异常跨越多个诊断类别，甚至与创造力等非病理性状相关。这些发现宣告了"孤立生物学疾病实体"设想的破产。

更深刻的问题在于，生物医学解释并未如预期般消除病耻感，反而可能强化"生物劣等性"的刻板印象。服务使用者尖锐批评了将患者"去主体化"的统计范式，而精神病学诊断实践始终嵌入社会政治结构中运作。当代精神病学需完成三重转向：从单纯症状分类回归到卡尔·雅斯贝尔斯所开创的现象学心理病理学，关注患者的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超越算法化的"我-它"关系，建立马丁·布伯意义上的"我-你"治疗性相遇；通过"语言学转向"重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将语言视为人类联结的生物心理基础。

在元社区时代，精神病学需建立更生态化的大脑-环境理解框架。这意味着将培训重点转向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推动精神卫生工作者与服务使用者、政策制定者结盟，在人工智能技术浪潮中保持批判性审视。最终，精神病学需接纳科学不确定性，将语言、文化、技术变迁与政治权力等"模糊领域"转化为学科发展的新动能。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历史文献分析法，系统梳理克雷epelin著作、备忘录及后世学术评论；运用概念框架分析比较其诊断分类系统（如ICD/DSM）的演变；通过跨学科整合，结合现象学哲学、社会批判理论及当代神经科学证据（如多巴胺通路研究、海马体功能影像、遗传相关性分析）进行理论重构。

研究结果：

个人形成与专业遗产

克雷佩林通过创建多学科研究机构与标准化教科书，确立了精神病学的临床研究方法论。但其将实验心理学转化为生物医学范式的尝试，埋下了忽视主体性与文化维度的隐患。

优生学、种族主义与纳粹T4计划

历史分析表明，克雷佩林的退化理论与优生学主张，通过鲁丁等合作者直接影响了纳粹种族政策。这种意识形态与科学实践的纠缠，要求当代精神病学持续进行伦理反思。

精神病学的医学抱负与局限

基因组学与神经科学证据显示，精神疾病不符合离散疾病实体模型。诊断类别作为启发式工具虽有实用价值，但生物标志物存在跨诊断重叠，支持谱系模型而非分类模型。

科学、污名与批判

生物解释范式未能有效减轻病耻感，反而可能强化本质主义偏见。服务使用者主导的研究强调诊断实践蕴含的权力关系，呼吁建立更具互惠性的知识生产模式。

教科书之外的精神病学

元社区精神病学提出生态化发展路径，要求通过深化与人文学科的对话，重构培训体系与研究议程，应对技术变革中的伦理挑战。

结论与讨论：

克雷佩林遗产的核心矛盾在于：其科学化抱负既推动了学科专业化，又因忽视主体维度而限制了发展。精神病学需摆脱"自然科学实体"的迷思，接纳诊断的不确定性，通过现象学传统重建患者主体性。未来发展方向应包括：强化服务使用者参与的知识生产模式，开发能响应文化多样性的干预措施，在人工智能应用中维护治疗关系的人文内核。这项发表于《英国精神病学杂志》的百年反思表明，学科进步不在于消除模糊性，而在于学会与复杂性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