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过去带入现在：北美原住民寄宿学校无标记坟墓的考古学对话与真相和解

《Archaeological Dialogues》：Bringing past into present: Transitions, truth and reckoning with unmarked residential school graves

本文围绕北美原住民寄宿学校无标记坟墓的搜寻与确认工作，记录了多位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圆桌讨论。他们探讨了探地雷达(GPR)等技术的应用与局限，强调社区参与和幸存者证词的核心地位，旨在通过考古学方法支持真相和解，推动学科向修复性正义转型。

　　

在北美历史中，原住民寄宿学校(Indian Residential Schools, IRS)和印第安寄宿学校(Boarding Schools)是殖民同化政策的黑暗遗产，造成了代际创伤。尽管幸存者及其社区数十年来一直讲述着儿童在就读期间死亡和失踪的真相，但直到最近，这些历史才引起更广泛的社会关注。2021年，加拿大Tk'emlups te Secwépemc社区宣布在前坎卢普斯寄宿学校(Kamloops IRS)场地使用探地雷达(Ground Penetrating Radar, GPR)发现了215个潜在的无标记儿童坟墓，这一消息引发了全球震惊，也促使学术界、政府和公众开始严肃面对这段历史。然而，如何以尊重、伦理且有效的方式寻找这些失踪儿童，确认他们的安息之地，并支持社区主导的真相探寻与愈合过程，成为了一项紧迫而复杂的挑战。这项研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探索，而是运用考古学、人类学的工具为社区提供服务的实践，旨在回应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TRC)的号召，并推动人类学学科自身进行反思与转型。

为了回应社区的迫切需求，研究人员主要采用了多种技术手段与社区参与相结合的方法。核心技术包括探地雷达(GPR)，用于探测地下因挖掘墓穴造成的土壤异常；其他地球物理技术如磁力计(Magnetometry)也用于辅助识别；此外，还探索了土壤光谱学(Soil Spectroscopy)等微创技术来检测完全分解后的人类遗存化学痕迹。历史档案研究是关键环节，涉及搜寻和翻译散落在各处（如教会、政府档案馆）的寄宿学校记录。尤为重要的是，幸存者口述历史和社区知识被置于证据链的首位，技术手段更多是用于验证和定位社区已知的真相。所有工作均在社区主导和控制下进行，遵循社区参与研究(Community-Based Research)原则，确保数据主权归社区所有。

技术方法的承诺与局限

讨论首先聚焦于搜寻工作中使用的各种技术。探地雷达(GPR)是公众最为熟知的技术，但它并非万能。GPR探测的是埋葬时挖掘墓穴造成的土壤扰动（即“墓穴”），而非人体遗骸本身。因此，如果场地后期遭受过犁地等历史扰动，遗骸可能依然存在，但GPR信号会变得模糊不清。研究人员强调，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提供百分之百的确定性，必须采用多种证据线交叉验证的策略，例如结合GPR、历史档案分析、幸存者证词，甚至使用遗骸探测犬。后者能够嗅闻分解超过一个世纪后遗骸产生的特定气味，且不受地表扰动的严重影响。技术的角色被定位为辅助社区已知的真相，为其提供更精确的空间定位，从而保护这些区域免受未来开发破坏，而非用来“证明”幸存者叙述的真实性。

Kamloops发现后的社会反响与学科反思

2021年坎卢普斯的发现成为一个关键转折点，促使许多非原住民加拿大人开始正视这段历史。小组讨论认为，这一“觉醒”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和“Me Too”等社会运动营造了反思系统性不公的氛围，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C)前期的铺垫工作，以及媒体对“215”这一具体数字的广泛报道。然而，这种关注对原住民社区而言是双刃剑：一方面，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和政府资金承诺；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幸存者的再次创伤，且支持服务往往未能同步跟上。对于学术界，参与此类服务工作带来了挑战。这类工作通常不产生传统的学术成果（如论文），却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学者们指出，高校的晋升和评价体系尚未充分认可这种服务导向的工作价值，这给早期职业研究者带来了压力。他们呼吁学术机构进行结构性改革，更好地支持这种以社区需求为核心、遵循修复性正义原则的研究。

研究者的自我关怀与伦理立场

面对这项沉重且令人悲痛的工作，小组成员分享了如何进行自我关怀。普遍强调的原则是遵循社区提供的文化安全实践，如参与原住民的净化仪式（如烟熏、雪松枝拂拭）以防止将精神层面的沉重感带回家中。与社区建立的情感联结也成为一种支持，例如有社区成员在研究人员于现场感到情绪低落时主动给予拥抱和关怀。此外，寻求专业心理辅导（特别是原住民心理咨询师）、进行传统文化活动（如鞣制麋鹿皮）以及同事间的相互支持也至关重要。一位研究者甚至提到，其身体健康问题（如心脏病发作、脚部骨折）也被部分归因于长期从事此项“心重”的工作所带来的身心压力，这凸显了持续自我关怀的必要性。

结论与展望

本次圆桌讨论深刻揭示了考古学和人类学在应对原住民寄宿学校历史遗留问题中的复杂角色。研究确认，技术手段（如GPR）是重要的工具，但其应用必须服务于社区主导的探寻过程，并且不能脱离对殖民历史根源的批判性审视。当前的工作模式高度依赖学者个人的奉献，存在不可持续性。未来的方向应是建立由原住民领导、资源充足的长期支持机制，提升社区自身的技术能力。同时，非原住民社会需要超越对技术“解决方案”的迷恋，进行更深层次的自我反思，直面殖民主义及其持续的影响。这项工作的终极目标不仅仅是定位坟墓，更是通过支持真相讲述，追求问责与正义，并最终推动社会走向真正的和解与愈合。对于人类学学科而言，这是一个关键的转型时刻，要求其从历史上提取知识的模式，彻底转向以服务、伙伴关系和修复历史伤害为核心的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