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情绪感知中的方向性偏差：跨情境的系统性高估及其社会适应功能

《Nature Communications》：Directional bias in interpersonal emotion perception

本研究针对情绪识别领域长期忽视的强度评估偏差问题，通过一项初步调查和七项多中心研究（n=2,866），系统探讨了人际情绪强度感知中的方向性偏差。研究发现，尽管个体自认为能准确评估他人情绪，但实际上存在系统性高估，尤其对负面情绪，且该现象在不同沟通模态（文本、视频、实时对话）和关系类型（陌生人、伴侣）中均稳定存在。有趣的是，这种偏差可能具有适应意义：适度高估能增强陌生人互动中的共情反应，并预测浪漫关系中更高的满意度。该成果发表于《Nature Communications》，为理解人际情绪感知的偏差及其社会功能提供了重要启示。

　　

准确理解他人的情绪状态，是有效社会互动和建立有意义人际关系的基石。然而，情绪识别远不止于辨别对方是愤怒还是兴奋，更关键的是评估这些情绪状态的强度。日常生活中，这种判断无处不在：你的孩子在学校是真正开心，还是仅仅有点满足？同事对项目延误的反应是略显紧张，还是极度焦虑？这些对他人情绪强度的评估，直接决定了我们是发条信息简单安慰，还是放下一切提供紧急支持。尽管以往研究在情绪识别（即辨别具体情绪种类，如恐惧与悲伤）和共情准确性（Empathic Accuracy）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关于人们如何评估情绪强度，以及这一过程是否存在系统性偏差，却鲜有关注。

传统研究多聚焦于浪漫关系中伴侣对彼此的一般性评价偏差，而针对情绪强度感知，尤其是跨不同关系类型和情境的系统性探索尚属空白。错误管理理论（Error Management Theory）为此提供了一个新颖视角：在不确定条件下做判断时，进化可能偏爱那些倾向于犯代价较小错误的认知机制。例如，高估负面情绪的强度（假阳性错误）可能比低估（假阴性错误）更具生存优势，因为前者能确保潜在威胁得到及时应对。那么，这种高估偏差是否普遍存在？它是否因情绪效价（正面/负面）、沟通方式或关系亲疏而异？更重要的是，这种看似“不准确”的感知，是否反而能促进社会互动，带来适应性益处？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由Shir Genzer、Matan Rubin、Haran Sened、Eshkol Rafaeli、Kevin N. Ochsner、Noga Cohen和Anat Perry组成的研究团队，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发表了他们的最新研究。他们通过一项初步调查和七项精心设计的实验，全面揭示了人际情绪强度感知中存在的系统性方向性偏差，并深入探讨了其潜在的社会功能。

研究人员为开展此项研究，主要运用了以下几种关键技术方法：研究采用了基于文本的问卷调查（Study 1）、自然情境下的预录制视频刺激（Study 2，使用以色列共情准确性刺激集 Israeli Empathic Accuracy stimuli set）、以及通过Zoom平台进行的实时在线 dyadic（成对）互动（Studies 3, 4, 5），其中设置了仅音频（Audio-only）和音视频（Audio+Video）两种条件以考察沟通模态的影响。此外，研究还纳入了针对新婚父母（Study 6A, n=100对夫妇）和同居伴侣（Study 6B, n=80对夫妇）的日记追踪研究（diary study），要求参与者每日评估自身及伴侣的情绪。核心测量指标为情绪强度判断偏差分数（emotion intensity judgment bias score），即观察者评分与目标自我报告之间的差异。数据分析主要采用线性混合模型（linear mixed model）来考察偏差的方向和大小，并辅以贝叶斯分析（Bayesian analysis）评估零效应的证据强度，以及中介分析（mediation analysis）和曲线拟合来探索偏差与社会功能（如共情反应、关系满意度）之间的复杂关系。

结果

方向性偏差

Study 1 让201名美国参与者阅读20篇描述他人真实负面或中性经历的文字片段，然后评估作者的 emotions。线性混合模型分析显示，参与者整体上高估了作者的情绪强度（b = .31, p < .001）。当区分情绪效价后，发现对负面情绪存在显著高估（b = .40, p < .001, d = .52），而对正面情绪的高估未达统计学显著性（b = -.10, p = .066, d = .13, BF₁₀= .24）。这表明，即使在文本交流中，人们也倾向于高估他人的负面情绪强度。

完整视频中的高估效应

Study 2 将研究扩展到动态视听刺激，使用155个以色列参与者分享自传体情感故事的视频，由1,219名以色列社区参与者进行评价。结果再次证实了整体高估效应（b = .48, p < .001, d = .93）。更重要的是，情绪效价（emotion valence）和视频效价（video valence）均显示出显著主效应。无论视频内容如何，参与者对负面情绪的高估（M = .74）均显著高于对正面情绪的高估（M = .11）。此外，负面效价的视频本身也引发了比正面视频更大的高估。这表明高估效应在更自然的文化语境和视听模态中依然稳健，且对负面信息更为敏感。

实时音频和视频互动中的高估效应

Study 3 将实验室环境推向更真实的实时交流，重新分析了115对陌生人在Zoom上进行 dyadic 互动的数据。其中一人（讲述者）分享近期负面经历，另一人（倾听者）进行评估。结果再次确认了整体高估效应（b = .40, p < .001, d = .54），并且对负面情绪的高估（M = .67）再次显著高于对正面情绪（M = .21）。沟通条件（仅音频 vs. 音视频）及其与情绪效价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说明高估效应在实时互动中普遍存在，不受可见性的显著调节。

高估偏差的社会优势

Study 5 在Study 3/4设计基础上，引入了延迟评估（倾听者在互动后1-3天回忆并评估讲述者的情绪）和共情反应（empathic reaction）测量。线性混合模型显示，即使在延迟后，高估效应依然存在且效应量更大（b = .75, p < .001, d = .77），负面情绪的高估（M = 1.13）也仍高于正面情绪（M = .43）。中介分析（mediation analysis）进一步揭示，倾听者在互动中自身情绪反应越强，其随后表现出的对讲述者情绪的高估倾向也越强，而这种高估又预测了几天后更强的共情反应。这表明，高估偏差可能通过增强个体的情绪反应性，进而促进其对他人的共情关注，具有一定的适应性社会功能。

浪漫伴侣关系中的高估与关系满意度

Studies 6A 和 6B 将焦点转向亲密关系。Study 6A 对100对新生儿父母的21天日记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浪漫伴侣中，对伴侣负面情绪存在轻微但显著的高估（b = .06, p < .001, d = .22），而对正面情绪则无显著偏差（b = .00, p = .789, d = .02, BF₁₀= .03）。更重要的是，研究首次深入探讨了情绪强度判断偏差与关系满意度（通过感知伴侣反应性 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PPR、亲密感 Closeness、积极关系感受 Positive Relationship Feelings 等测量）的关系。结果显示，这种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曲线性（curvilinear）。对于负面情绪，关系满意度的峰值出现在轻微高估时（PPR峰值在偏差为0.37处），极端高估或低估都与较低满意度相关，且高估总体优于低估。对于正面情绪，模式则相反，轻微低估（PPR峰值在偏差为-1.12处）与更高的关系满意度相关。Study 6B 在一个独立的80对伴侣样本中基本重复了这些关于关系满意度的发现。这表明，在亲密关系中，适度高估伴侣的负面情绪（可能被视为关系威胁或伴侣需求信号）和适度低估其正面情绪，可能有助于维持关系动力和投入，从而提升满意度。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系统揭示了人际情绪强度感知中存在一个普遍且稳健的方向性偏差：人们倾向于高估他人的情绪强度，尤其是负面情绪。这一现象跨越文本、视频、实时对话等多种沟通模态，存在于陌生人互动和浪漫伴侣关系中，并且具有时间稳定性。高估偏差的强度受到关系亲疏和情境不确定性的调节，在陌生人中效应更大，支持了错误管理理论中不确定性驱动偏差的假设。

研究最重要的发现在于揭示了这种看似“不准确”的感知可能具有重要的社会适应功能。在陌生人互动中，高估偏差与更强的共情反应相关联，可能促进亲社会行为。在浪漫关系中，对负面情绪的适度高估和对正面情绪的适度低估，以一种非线性的方式，与更高的关系满意度相关。这挑战了“绝对准确总是最佳”的传统观点，并将错误管理理论的应用扩展到情绪感知领域，强调了认知偏差在某些情境下的潜在益处。

当然，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如对正面情绪的关注相对较少，多数情境中情绪并非直接指向感知者自身，以及将目标自我报告作为“地面真相（ground truth）”的假设仍需更多证据支持等。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区分情绪指向性（自我指向 vs. 非自我指向），结合生理指标等多通道测量，并在更长的时期内追踪这些偏差对关系发展的长期影响。

总之，这项研究首次大规模、多维度地描绘了人际情绪强度感知中的方向性偏差图谱，并为其潜在的适应性价值提供了有力证据。它深化了我们对社会认知复杂性的理解，提示我们在追求“准确”理解他人的同时，也应认识到适度偏差在社会互动中可能扮演的积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