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园历史悬案“史密斯事件”揭秘：南非植物联络官破坏标本的始末与影响

《Kew Bulletin》：The ‘Smith Episode’

本文推荐一项关于皇家植物园邱园历史档案的研究。为解决“史密斯事件”这一长期被掩盖的标本破坏悬案，研究人员通过分析邱园档案文件及受损标本实物，首次系统揭露了第三任南非植物联络官克里斯托·阿尔贝廷·史密斯在1928–1931年任职期间大规模破坏、窃取邱园珍贵历史标本的行径。研究详细记录了事件背景、破坏手法（如切割标本、伪造标签）、追回过程（1054张完整标本及382份碎片）及其对邱园与比勒陀利亚植物标本馆历史关系的深远影响，为植物学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警示案例。

　　

在植物学研究的历史长河中，皇家植物园邱园（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一直被视为植物标本保存和分类学研究的圣殿。然而，这座圣殿曾遭遇一段鲜为人知的创伤——上世纪30年代，一位受信任的南非植物联络官竟利用职务之便，对馆藏珍贵标本进行了系统性破坏。这一被称为“史密斯事件”（The ‘Smith Episode’）的丑闻被尘封近百年，直至今日才通过邱园档案的深入挖掘得以完整呈现。

邱园自1887年出版《杂项信息公报》（Bulletin of Miscellaneous Information）以来，一直通过“杂项笔记”栏目记录机构动态。但上世纪中叶起，这类反映机构内部事务的笔记逐渐被纯分类学论文取代，导致许多历史事件被遗忘。其中，南非植物联络官克里斯托·阿尔贝廷·史密斯（Christo Albertyn Smith）在1928–1931年任职期间的行为尤其令人震惊。他作为第三任南非植物联络官（SABLO），拥有标本馆钥匙和高度信任，却利用这些特权实施了植物标本馆史上罕见的破坏行为。

研究人员在邱园标本馆日常工作中注意到大量来自南非的标本（尤其菊科植物）被异常切割，许多碎片散落在各物种文件夹中。这些标本大多盖有“从比勒陀利亚追回”（RECOVERED FROM PRETORIA）的红色印章，暗示它们曾遭遇非法转移。例如菊科植物Burchell采集的历史标本（如K000274263）被切割成多块，部分碎片甚至被史密斯贴上伪造的鉴定标签。更令人咋舌的是，史密斯还试图模仿比勒陀利亚标本馆（PRE）的印章，如图1所示的Burtt Davy 9136号标本（K000378093）上拙劣的印章伪造痕迹。这些发现促使学者深入挖掘邱园档案中的注册文件（编号2/S.A./1/7A），试图还原事件全貌。

史密斯的行为之所以能长期隐匿，与其特殊身份密切相关。邱园自19世纪末开始设立植物联络官（Botanical Liaison Officers, BLOs）制度，包括印度（IBLOs）、澳大利亚（ABLOs）和南非（SABLOs）等地的植物学家。这些联络官享有馆内自由研究权限，而史密斯正是利用这一特权实施破坏。据邱园前副园长格伦·卢卡斯（Gren Lucas）回忆，1960年代修缮标本馆C翼地下室时，发现史密斯曾在此处搭建“秘密工作区”，使用油灯照明进行违规操作。这种隐蔽环境为其长期破坏提供了条件。

1930年，邱园植物学家约翰·哈钦森（John Hutchinson）在非洲考察归来后察觉异常，随即与标本馆馆长阿瑟·科顿（Arthur Cotton）及副馆长托马斯·斯普拉格（Thomas Sprague）展开调查。他们发现史密斯在准备寄往比勒陀利亚的标本中混入大量邱园馆藏，其手段包括六大类：直接混入完整邱园标本；切割历史标本碎片夹杂寄出；将邱园标本重新裱贴后伪装成PRE标本；在PRE标本上粘贴邱园标本碎片；涂改邱园印章和数据；将碎片夹在粘合的PRE标本中间。图2展示的Pearson 7926号合成模式标本（K002712718）即为一例，史密斯不仅伪造标签，还刻意损毁原始编号。

邱园时任园长阿瑟·希尔爵士（Sir Arthur Hill）于1931年3月11日致信比勒陀利亚植物部门负责人伊尔蒂德·波尔·埃文斯（Illtyd Pole Evans），详细列举罪证。埃文斯随即展开追查，在史密斯寄存的九箱物品中查出大量邱园标本。其中两箱被史密斯转移至比勒陀利亚的阿卡迪亚酒店，经检查发现包含662份邱园标本（箱1：11份；箱2：535份；另自愿交出的包裹中298份）。图3所示的标本修复报告（由哈钦森和第四任SABLO罗伊·德耶签署）记载，最终追回1054张完整标本、382份碎片、40幅哈维（Harvey）原始绘图乃至纳撒尼尔·瓦立奇（Nathaniel Wallich）肖像画等珍贵资料。

修复这些受损标本动用了三名邱园员工（哈钦森、布鲁斯和怀特）总计705个加班工时，按当时薪资标准折合现今约6680英镑。图4的修复清单显示，受影响标本涉及菊科、紫草科、石竹科等23科1788份材料。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标本至今未能完全复原，如菊科Pentzia lanata的模式标本（图3）仍保持被切割状态，见证着这段历史。

事件曝光后，史密斯被迫辞职，转行从事新闻工作。但令人意外的是，他后来竟被南非政府任命为驻澳大利亚堪培拉的信息官员（1954–1956），直至1956年去世。这一任命与波尔·埃文斯最初“永不录用”的声明相悖，反映出当时政治环境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暧昧态度。

本研究主要基于历史档案分析、标本实物检验和机构往来信函考证。研究人员系统查阅了邱园注册文件（1929–1938年的2/S.A./1/7A卷宗），对比了受损标本的物理痕迹（如切割痕迹、印章伪造），并通过跨机构通信记录（如希尔与波尔·埃文斯的电报往来）重构事件时间线。标本修复记录和费用报告提供了量化证据，而新闻剪报（如1932年《东盎格鲁时报》的报道）则证实了事件的公众影响力。

背景与联络官制度

研究揭示了邱园植物联络官制度的历史渊源，说明史密斯正是利用该制度的信任机制实施破坏。作为SABLO，他拥有标本馆钥匙和独立研究权限，这为违规操作创造了条件。

破坏手法分析

通过标本实物证据（如伪造标签、切割痕迹）和档案记录，研究归纳出六类破坏手法。最具破坏性的是对历史标本（如伯切尔采集品）的系统性切割，导致许多珍贵材料永久损毁。

追回与修复过程

比勒陀利亚方面追回的材料清单（图7）显示，除植物标本外，还包括珍贵历史文献（如哈维亲笔信）。修复工作的量化记录（图8）为评估事件损失提供了具体依据。

后续影响

研究表明，尽管双方机构试图低调处理此事，但事件仍导致SABLO制度在1990年代逐渐消亡（因汇率问题加剧）。此外，部分邱园标本仍留存于PRE馆藏，其来源标识（“Ex Herb Hort. Bot. Reg. Kew”）成为历史关系的复杂见证。

这项研究首次全面还原了“史密斯事件”的历史真相，不仅填补了邱园与比勒陀利亚植物标本馆关系史的关键空白，更对全球植物标本馆的管理规范发出警示。研究表明，即便在最受信任的学术环境中，也需建立更严格的监督机制。此外，研究还展示了历史档案在重构学术不端事件中的关键价值，为植物学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范例。该事件的披露，使《邱园公报》重启了中断数十年的“杂项笔记”传统，彰显了学术期刊在保存机构记忆方面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