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COT历任主席的学术传承与骨科医学全球化发展——基于《International Orthopaedics》百年历程的回顾性分析

《International Orthopaedics》：Societe Internationale de Chirurgie Orthopedique et de Traumatologie stardust memories: the past-presidents

本文回顾了国际骨科与创伤学会（SICOT）自1929年成立至今的历任主席学术贡献，通过梳理21位主席的生平、临床创新与组织建设，揭示了骨科医学从区域性技术传承到全球化合作的发展脉络。研究系统呈现了关节置换、脊柱外科、骨肿瘤治疗等关键技术突破，以及SICOT在推动医学教育、跨国学术交流中的核心作用，为现代骨科体系演进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视角。

　　

在医学发展史上，国际骨科与创伤学会（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de Chirurgie Orthopédique et de Traumatologie, SICOT）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骨科医学一个世纪来的波澜壮阔。从1929年成立之初仅有少数欧洲国家参与，到如今成为全球骨科医生最重要的国际组织，SICOT的历程本身就是一部骨科医学的进化史。而推动这一进程的核心力量，正是历任SICOT主席们——他们不仅是各自时代的顶尖外科医生，更是骨科技术传播、学术创新和全球合作的引领者。

骨科医学的发展始终与战争创伤治疗密切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对大量战伤导致的骨骼残疾，罗伯特·琼斯爵士（Sir Robert Jones）等先驱意识到必须建立国际化的骨科协作体系。1929年，SICOT在巴黎成立，琼斯成为首任主席。他提出的“露天医院”理念和托马斯夹板（Thomas Splint）的应用，将股骨骨折死亡率从80%降至20%，奠定了现代创伤骨科的基础。这种将临床创新与组织建设相结合的思路，成为后续SICOT主席们的共同特征。

随着骨科技术专业化程度提高，SICOT的主席群体呈现出明显的技术传承脉络。莫里斯·米勒（Maurice Müller）作为AO内固定协会创始人，将生物力学原理引入骨折治疗；雷纳·科茨（Rainer Kotz）在骨肿瘤保肢手术领域的贡献，使许多患者避免了截肢命运；约翰·多曼斯（John Dormans）在小儿骨科领域的深耕，体现了骨科专业分化的趋势。每位主席都在各自专业领域推动技术创新，并通过SICOT平台实现全球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SICOT主席的地域分布也反映了骨科知识的全球化进程。从早期的欧洲主导（如法国的罗伯特·梅勒·多比涅 Robert Merle d'Aubigné、比利时的罗伯特·德马内夫 Robert de Marneffe），到后来北美（查德威克·史密斯 Chadwick Smith）、亚洲（山室隆雄 Takao Yamamuro、基思·卢克 Keith Luk、拉贾塞卡兰 S. Rajasekaran）和南亚（坎达普·多拉基亚 K. T. Dholakia）学者的加入，SICOT真正成为了全球骨科医生共同参与的国际组织。这种地域多元性促进了不同骨科传统的交流融合，如日本在陶瓷关节假体领域的贡献通过山室隆雄的主席任期得到广泛传播。

在学科建设方面，SICOT主席们推动了骨科教育体系的规范化。查尔斯·索尔比（Charles Sorbie）在加拿大女王大学建立骨科住院医师培训体系；科迪·邦格（Cody Bunger）在丹麦奥胡斯大学创建的肌肉骨骼研究中心；菲利普·埃尔尼古（Philippe Hernigou）在巴黎大学建立的细胞治疗单元，都体现了临床教育与科研创新并重的发展思路。特别是SICOT教育中心的设立，为发展中国家骨科医生提供了系统培训机会。

关键技术方法方面，本研究基于历史文献分析，主要涉及以下方法：通过传记分析梳理21位SICOT主席的学术贡献；利用历史档案还原关键学术事件；分析主席任职期间SICOT会议主题演变来追踪骨科技术发展轨迹；比较不同时期骨科手术技术（如从假体设计到细胞治疗）的突破性进展。特别关注了主席们在关节成形术、脊柱外科、骨肿瘤手术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及其临床推广路径。

学术传承与技术创新

从罗伯特·琼斯到菲利普·埃尔尼古，SICOT主席们构建了连续的技术传承谱系。琼斯通过其侄子休·欧文·托马斯（Hugh Owen Thomas）的夹板技术影响了整个骨折治疗体系；莫里斯·米勒的AO内固定原则成为全球骨折手术的金标准；山室隆雄开发的陶瓷关节假体显著改善了人工关节的耐久性。这种代际间的技术传承，使得骨科手术从早期的畸形矫正发展为精准的功能重建。

全球化与知识传播

SICOT主席们积极推动骨科知识的跨文化传播。路易斯·翁布雷丹（Louis Ombredanne）早在1912年就实施了骨延长手术，虽因语言障碍未被国际关注，但为后续技术发展奠定基础；约翰·利昂（John Leong）在香港建立的脊柱外科中心，成为亚洲骨科医生的重要培训基地；阿肖克·乔哈里（Ashok Johari）在印度建立的儿科骨科体系，展示了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骨科诊疗模式。主席们通过SICOT会议、教育项目和学者交流，构建了全球骨科知识网络。

专科化与跨学科融合

随着骨科领域不断细分，SICOT主席们主导了专科化发展。基思·卢克在椎间盘移植领域的开创性工作，为脊柱退行性疾病提供了新思路；拉贾塞卡兰建立的骨科研究中心的分子生物学研究平台，标志着骨科从传统外科向精准医疗的转型；菲利普·埃尔尼古的细胞治疗研究，将组织工程学引入骨科治疗体系。这种专科化发展没有导致学科碎片化，反而通过SICOT的整合促进了跨学科协作。

教育体系与标准建设

SICOT主席们高度重视骨科教育标准化。斯坦·弗里伯格（Sten Friberg）在瑞典将骨科纳入大学医院体系；布赖恩·麦克法兰（Bryan McFarland）在利物浦大学设立英国首个骨科教授职位；莫里斯·辛森坎普（Maurice Hinsenkamp）建立的SICOT远程诊断中心，都是骨科教育制度化的重要里程碑。主席们还通过《International Orthopaedics》期刊（SICOT官方期刊）的编辑工作，建立了骨科研究的国际发表标准。

社会责任与公共卫生

多位SICOT主席展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罗伯特·琼斯在一战后建立的康复医院体系；查德威克·史密斯在美国加州为贫困儿童提供的免费骨科手术；沙姆穆加纳坦·拉贾塞卡兰在印度建立的基层骨科诊疗网络，都体现了骨科医学对公共健康的贡献。特别是针对自然灾害和战争创伤的应对，SICOT主席们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灾难医学响应体系。

SICOT历任主席的集体贡献，构建了现代骨科医学的知识体系和组织框架。从技术创新的临床应用到全球教育网络的建立，从专科化发展到公共卫生服务的拓展，主席们不仅推动了骨科技术的发展，更塑造了骨科医生的专业身份和社会角色。随着细胞治疗、3D打印、数字骨科等新技术的出现，SICOT将继续在骨科医学的演进中扮演关键角色，而历任主席奠定的学术传统和协作精神，将为应对未来挑战提供重要基础。